五千八百五十六斤粮，二千三百二十三个人。
分错一次，七日就会少一天。
七月十三日卯时，归雁四处发粮点同时开秤。县衙、军仓、寺院和十三村各设一处，粮从三把锁共同开启的公仓运出，每袋出仓、到点、开封和余数分别过秤。
第一轮配给不是平均每人五两七钱五分。
那个数字只用来说明五千八百五十六斤最多能撑七日。真正发粮时，沈棠宁与十二街、军户、边村、寺院和县衙见证者把一日口粮拆成五层。
所有在册者每日基础四两五钱。
十五岁以下孩子、六十岁以上老人、明确病伤者和孕产妇另加一两五钱。
堵西墙、清井、搬运粮水等连续重劳者按当日工时加二两。
夜守、煮粥和照护卧床者加一两。
另留二百一十五斤作七日内新生、病情变化、计量损耗和断路急用，不在第一日分光。
按当前名单估算，基础份每日约六百五十三斤；八百余名病幼老弱加量约七十五斤；三百二十名重劳者约四十斤；一百二十名夜守照护者约七斤半。加煮食损耗和当日调整，计划每日出粮不超过八百零六斤。
七日总支出约五千六百四十二斤，保留二百余斤余地。
严复礼看过计算：“重劳名单每日会变。”
“所以加量牌只当日有效。”沈棠宁道，“基础牌按人口册，劳作加量由工地、井口、粮点和伤棚分别签，不提前发七日。”
“有人故意不做重活呢？”
“仍有基础份。劳动换加量和以后补偿，不换活命资格。”
“大家都说自己病怎么办？”
秦越把伤病复核簿放到桌上：“能不能重劳由伤情决定，不由嗓门。昨日没病、今日发热，可以加；昨日骨折、今日没好，不用每天重新证明腿还断着。”
粮牌用薄木片制成。
基础牌刻街号、户号、人数和日期；加量牌只刻工地或伤棚号，不写完整病名。每个发粮点留一半对牌，领粮时两半木纹相合才发。不会写字的人也能看刻口和木纹，不必只信纸上名字。
木片不是临到开仓才仓促劈的。
前夜，十二街各出了两名识户的人，和县衙六名书吏一起在钟楼下制牌。整块杨木先由陶七斤当众刨平，再按街分成十二摞。每摞木片侧边各烙一道不同位置的焦痕，劈成两半后，一半发到户，一半封进对应粮点的匣子。没用完的空白木片当夜烧掉，木屑也扫进火盆。
沈砚白原想在每块牌上抄全家姓名，被刘杏娘拦住了。
“我识得我家门牌，别人未必识字。排到秤前，难道还得求书吏念给他听？”
于是姓名只留在册上，木牌用刻口记人数：一口一道直口，五口一道斜口。街号、户号与人口册互相对应，牌掉了可以查，却不能只凭一块木头冒领别街的粮。
四只半牌匣也不由县衙一处保管。军仓点交给军户与边村各一人抬，寺院点由僧人和无籍住民共抬，其余两点照此交叉。匣锁只有一把，钥匙在粮点执秤人手里，封条却要两方同时验过才揭。
严复礼看着院里二百多盏小油灯，问沈棠宁：“若今日无事，这些人力便全耗在木片上了。”
“若今日有事，至少知道事从哪一只匣、哪一道秤、哪一本册里出来。”
军户最先反对。
陈守义带着七十六户站到军仓粮点外：“军眷册与流民册不能合在一张总表。军粮是我们祖辈守城挣的。”
田桂枝也没退：“十三村三千一百五十二斤已经进公仓。要分开，就把边村粮先退出来。”
两边一时都不说话。
梁静慈将军仓旧账挂出来。归雁军确实留下军产，也欠韩家粮，军仓实粮还被调走大半；现有五千八百五十六斤里，超过一半来自十三村。任何一方都无法证明七日粮只属于自己。
“身份可以分栏，嘴不能分等。”梁静慈说。
陈守义问：“军户阵亡抚恤怎么算？”
“另册追。不能用孩子今日多半碗粥，抵你儿子的抚恤。”
最终总册保留县籍、军眷、暂居、无籍、边村和军前效力来源，发基础份时同量；军功、田契、欠粮和抚恤仍按各自旧册追索。军户没有因进入同册失去身份，边村人也不因无县籍排到最后。
争执没有因梁静慈一句话就散。
一名断了两根手指的老军户把自己的牌扔到秤脚下，说军眷若与逃荒者同领四两五钱，城里往后便没人肯替朝廷守墙。边村队伍里随即有人喊，他们也替归雁守了十几年烽路，却连军眷册的边都没摸到。
贺三木从西墙赶来，把两手灰泥往衣摆上蹭了蹭：“墙塌下来，先砸军户还是先砸村户？”
无人回答。
沈棠宁拾起那块牌，没替老人按回手里，只放到军仓粮点的待领板上：“您今日不领，粮仍留在您名下，到酉时前都可来取。军功另追，不拿这四两五钱抵；可您若想用绝食逼别家孩子少吃一口，我也不能答应。”
老人午后还是让孙媳来领了。书吏在册后记明“本人拒领、家属代取”，两名军户见证按印。那行字没有抹掉他的怒气，却让这份粮不是被悄悄领走的。
辰初，第一批粮出仓。
陶七斤和赵满仓先验袋。袋号、封绳、开封前后重量写在四块同样的板上，分别留仓内、粮点、钟楼和街坊。四处粮点使用前一日互验过的铜权，秤差超过二两便暂停该点。
县衙粮点第一个领粮的是刘杏娘一家。
人口册有三人：她、九岁女儿和六岁儿子。基础份十三两五钱，两个孩子加三两，共一斤零半两。她丈夫陈骁仍在旧县籍写“在城壮丁”，却没有第四份粮。
刘杏娘看着秤盘：“这次死人不领了？”
“不领。”沈砚白说，“阵亡记录另追。”
她按下手印，把粮带走。
第二户来自十三村，六口人中两名孩子、一名老人，另有一人参加西墙重劳。基础二十七两，病幼加四两五钱，重劳加二两，总计二斤一两半。边村见证者自己报数，县衙书吏复称，双方都不能单改。
粮点很快出现第一项争议。
一名六十四岁老人既列老人加量，又在井口做半日轻活，要求再领重劳二两。井口记录写的是清洗水桶两个时辰，不属于连续重劳。老人骂规则只照顾有力气的人。
沈棠宁没有让他空手离开。老人份照发，轻活工时记入以后补偿，不给当日重劳加量。若清洗水桶也全部算重劳，真正下井、搬石者的额外消耗便无法区分。
另一个妇人替卧床母亲领粮，没有带母亲木牌。街坊见证认识她，书吏想通融。粮点按规则先发半日份，并派一名本街见证者回屋核人；确认后补齐。若完全拒发，卧床者会因缺一块木片断粮；若见熟人便全发，对牌失去意义。
午前四处粮点都排起长队。
队伍一长，规矩最容易从边角裂开。
县衙点有人拿三户木牌挤到一处，说巷里腿脚不便的老人都托他代领。三户册上确有其人，可其中一位老人清晨已由女儿在寺院点领过。两处半牌按理不该相通，若不是钟楼每半个时辰收一次已发户号，这一份就会过秤。
代领人脸色发白，只说自己不知道。沈砚白没有当场定他冒粮，先扣下重复牌，派街坊回去核问。半个时辰后，老人承认先托了女儿，忘了收回给邻人的木牌。
“忘一次，也是多一份。”程素问把重复户号写到黄纸上，“今日不罚粮，记一次。再有第二次，代领须两名邻户同来。”
军仓点的问题却在秤。第一袋开封后比出仓板少三两，执秤的陶七斤立即停发。袋底没有破，封绳也未动。两套铜权互换后，才发现粮点秤钩沾了昨夜防锈的厚油泥，空盘便沉两两半。清净重称，余下半两落在袋口缝里。
停秤一刻钟，队伍骂声不断。陶七斤把那团油泥按在板上封存，宁肯挨骂，也没有用一句“差不多”让三两误差混过去。
西墙重劳者不能离开工地，粮由工地灶统一领取。贺三木只签实际到场的二百八十七人，没有把计划三百二十人全写上。少掉的三十三份重劳加量退回当日余数。
寺院粮点则多出十六名昨夜才从城北废屋出来的人。他们不在十三村灶籍，也没有旧县籍，自称清村途中掉队。人口册组先登记住处、同行见证和伤病，发一日临时基础份，次日必须复核，不因今天新出现便直接发七日牌。
规则不是把所有例外挡在门外，而是让例外留下可追查的入口。
申末，四处粮点收秤。
粮袋余数、发出重量、收回的半牌和临时登记分别送到钟楼。程素问负责加总，沈砚白核户号，陶七斤复称总余粮，十二街代表轮流看计算。
第一遍对不上时，没人立刻喊偷粮。
陶七斤先把四处空袋、撒落粮和秤盘残粒全部复称。空袋吸潮增重三斤二两，洒落后扫回的粮一斤十一两，都已在各点余数栏中扣回，不能解释四十二斤六两。
第二遍查袋号。公仓送出四十六袋，四处收回十七只整袋、二十九只空袋，袋号连续，没有半路多开一袋，也没有哪一袋失踪。
第三遍查加量牌。西墙少发三十三份重劳加量，伤棚多发九份病伤加量，夜守名单少了四人，净数反而应比计划低，不可能把缺口推高到四十余斤。
严复礼盯着四块发粮板：“会不会是有人把粮拿走，没交半牌？”
“那样粮重会多，半牌不会多。”程素问把四匣木片分别摊开，“现在两样一起多，说明多出来的人走完了正常领粮的每一步。”
计划出粮八百零六斤。
实称出粮八百四十八斤六两。
多出四十二斤六两。
按今日基础与加量平均折算，恰好对应一百三十二人。
程素问先查临时登记。城北新出现十六人、病情新增二十一人、工地实际名单变化都已入账，合计只能解释七斤多。
再查收回木牌。
人口册总口数二千三百二十三，四处粮点收回的基础半牌按刻口折算，却领了二千四百五十五口。
沈砚白按街号重排，十二街与十三村都有多出的牌，不集中在一处；四个粮点也都出现了多领。若是某个执秤人做手脚，不该连别处匣里的木纹都能对上。
更怪的是，多出的刻口找不到重复户号。每一块牌都对应册上一户，刻口所示人数也与分户页相合。可把各户领粮人数重新相加，总数就是二千四百五十五。
人口总页写二千三百二十三，分户页却能合出另一个数。
木纹、街号和日期都是真的。
第一轮发粮结束，账上多出了一百三十二个领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