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上旬，马六甲海峡中段。
“孟买商人号”是一艘排水量八千吨的英国货轮，此刻正以十二节的速度向新加坡方向行驶。货舱里装满了印度的黄麻、棉花，以及一批从加尔各答运往香港的机械零件。按常理，这趟航行本该利润丰厚——但约翰·哈克特船长站在舰桥上，手指焦躁地敲击着柚木栏杆，望着灰蒙蒙的海面，心里却只有沉重。
他在这条航线上跑了二十年。曾几何时，航行在马六甲海峡意味着帝国的庇护、可预测的季风、丰厚的佣金。海峡两岸的英属马来亚、荷属东印度、海峡殖民地，到处飘扬着米字旗、三色旗，秩序由皇家海军和白人官员维持，即便偶有海盗，也多是些划着小艇的马来土人，一艘装备机枪的蒸汽拖船就能打发。但如今，一切都不一样了。
无线电里传来断断续续的新闻播报，夹杂着电流的嘶嘶声：
“……新加坡戒严令延长至明年一月……昨晚丹戎巴葛码头发生小型爆炸，无人伤亡……槟榔屿橡胶工会宣布将举行二十四小时同情罢工，抗议警方逮捕三名工人代表……吉隆坡锡矿主协会要求总督府采取‘更果断措施’镇压煽动性宣传……荷属东印度当局在苏门答腊东部击毙八名‘海盗’，但消息人士称可能是分离主义武装……日本海军省宣布，轻型巡洋舰‘天龙号’将访问巴达维亚，进行‘友好巡航’……”
哈克特关掉无线电，烦躁地揉了揉眉心。这些零碎的消息拼凑出一个令人不安的图景：整个南洋都在松动，像一艘年久失修的旧船，每个铆钉都在呻吟。
最直接的冲击是生意。过去三个月，航运保险费率飙升了百分之四十。劳埃德保险社的代理人在槟榔屿私下对他说：“哈克特，现在南洋的保单我们都得单独评估。新加坡港的混乱让货物平均滞留时间增加了六天，盗窃、湿损报告比去年多了三倍。更别提有些货主根本收不到货——不是被偷，是整批货‘消失’了，鬼知道去了哪里。”
一些敏锐的亚洲商人开始绕道。哈克特上个月在加尔各答的俱乐部听说，不少华商正将货物改走暹罗的曼谷或缅甸的仰光。这两处如今在“南方军委”控制下，虽然那个政权被伦敦描绘成一群危险的激进分子，但商人们传回的消息却矛盾重重：有人说那里关税“合理”，港口效率“惊人”，没有英国港务官那些繁琐手续和隐性勒索；也有人说那是陷阱，货物进去就由不得你，必须按他们定的价格交易。哈克特认识的一个苏格兰裔橡胶商上个月冒险去了一趟仰光，回来后闭口不谈政治，只说了一句：“码头工人干活很卖力，没人偷懒，也没人收小费。”
这背后的含义让哈克特不寒而栗。帝国的秩序建立在某种心照不宣的腐败和低效上，而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陌生的秩序，它可能更严酷，但也可能更……高效。
“船长。”大副罗伯特森的声音打断了哈克特的思绪，“右舷三十度，约两海里，有艘小船接近。速度很快，没有悬挂旗帜。”
哈克特抓起望远镜。午后薄雾笼罩的海面上，一艘低矮的蒸汽艇正破浪而来，船首劈开白色浪花，航向直指“孟买商人号”。那船约莫十五米长，船身漆成深灰色，在雾中若隐若现，甲板上能看到三四个人影。
“全体戒备！”哈克特沉声下令，舰桥上的气氛骤然紧绷。他转向舵手：“左满舵，航向二七零，加速到十五节。罗伯特森，用信号灯询问对方身份。通知轮机舱，准备全速。”
信号灯闪烁起来。对方没有回应，只是继续逼近，在距离约八百码时开始减速，然后绕着“孟买商人号”划了一个大弧线。哈克特透过望远镜努力观察：蒸汽艇上的人穿着杂色衣服，有人戴着宽边帽，看不清面孔。船首没有炮，但似乎架着一挺机枪，用帆布盖着。甲板上有几只油桶。
对峙持续了大约五分钟——在哈克特感觉中像是五小时。然后，蒸汽艇突然调转船头，加速向苏门答腊海岸方向驶去，很快消失在雾气和海岸红树林的阴影中。
“他们走了，船长。”罗伯特森松了口气，额头有细密的汗珠。
哈克特放下望远镜，发现自己握望远镜的手有些发颤。他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不是海盗，”他低声说，“海盗会直接靠帮，或者至少鸣枪威胁。他们在观察我们。”
“政治团体？”罗伯特森猜测。
“或者走私犯，或者两边都是。”哈克特走向海图桌，手指点在海峡中段，“这一带最近三个月有六起商船遇袭报告，但手法很奇怪。有的只是被登船搜查，拿走一些药品和工具；有的被强迫改变航线，在某个小海湾卸下一部分货；还有两艘日本商船被完整放行，只被拿走了一些文件。”
罗伯特森压低声音：“听说‘南洋解放阵线’在沿海有秘密基地，用快艇运输人员和物资。荷兰人的巡逻艇上周在廖内群岛附近和一艘不明快艇交火，死了两个水兵。”
哈克特没有接话。他望向窗外，雾更浓了。马六甲海峡，这条帝国的生命线，正变得像这片海域的天气一样，难以预测，危机四伏。而“孟买商人号”还得继续向前，驶向那个曾经是“东方直布罗陀”、如今却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加坡。
新加坡，总督府，十二月中旬的午后。
金文泰爵士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冷掉的红茶。窗外，总督府花园里的九重葛开得正艳，紫红色的花朵在热带阳光下灼灼夺目，但金文泰视而不见。他眼里只有远处港口方向依稀可见的起重机轮廓，以及更远处，那片灰蓝色的、不再完全属于帝国掌控的海。
办公桌上堆叠着文件，每一份都在诉说着失败。经济报告显示，十一月新加坡的转口贸易额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八。这不仅仅是数字——这意味着码头工人失业，仓库闲置，报关行和船务公司裁员，税收锐减。更糟糕的是，许多欧洲公司开始秘密转移资产。怡和洋行已将部分业务迁往香港，渣打银行缩减了在本地的贷款规模，甚至连一些老牌的苏格兰贸易公司都在考虑是否要将地区总部搬到巴达维亚，尽管荷兰人的地盘也不太平。
治安报告更令人沮丧。警察总监莫里斯今早的简报中列举了上周发生的十一宗“安全事件”：丹戎巴葛码头一处仓库被纵火（损失不大，但保险公司拒绝续保）；武吉知马一处橡胶仓库发现煽动性传单；三起针对欧洲种植园经理的未遂袭击（凶手逃脱）；三名印度籍警察收到恐吓信；以及最棘手的——一份情报显示，“南洋解放阵线”已成功渗透进邮电系统，可能正在窃取官方通讯。
“我们就像在对付一团雾，”莫里斯当时苦笑着说，“看得见它在那里，但一拳打过去，只抓到一把湿气。我们逮捕了三百多人，监狱人满为患，可地下电台还是在广播，传单还是出现在街头。更麻烦的是，华人社群现在普遍不合作。过去我们总能找到几个线人，现在……”
现在，金文泰知道，沉默成了反抗。新加坡的华人——那些商人、教师、工人、小贩——用警惕的沉默筑起一堵墙。咨询委员会里的华人代表倒是在说话，可那些话在保守派殖民官员听来简直是“大逆不道”：要求平等就业机会，要求废除居住区限制，要求立法保障最低工资，要求设立华人学校监督委员会……每次会议都变成争吵。金文泰试图推动一些温和改革，比如允许华人进入某些专业领域，立即遭到欧洲商会和殖民官员的强烈反对。“这是在挖帝国的根基！”“今天让他们当律师，明天他们就要当法官，后天就要进行政局了！”
而伦敦的态度暧昧不明。殖民部的电报充满官僚式的“关切”，但实质性的支持——无论是政策上还是军事上——寥寥无几。今天早上那封来自首相府的电报更是让金文泰心寒：“首相询问，鉴于新加坡局势表面趋稳，是否可以考虑适度缩减驻军规模，以应对欧洲方面日益紧张之局势及国防预算之压力……”
“表面趋稳。”金文泰喃喃重复这个词，几乎要冷笑出声。他们坐在万里之外的白厅办公室里，看着经过粉饰的报告，就以为暴风雨已经过去。他们不知道，或者说不想知道，这里的平静是火山爆发前的地震间歇。德国在莱茵兰重新武装，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耀武扬威，欧洲的战争阴云让伦敦的目光再也无法专注于远东这片“次要战场”。
可这里真的次要吗？金文泰走到地图前。马来亚的橡胶和锡占帝国战略储备的三分之一，荷属东印度的石油是皇家海军舰队运作的血液。失去南洋，大英帝国将不再是全球帝国。然而维持这里的统治，代价正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
副官轻轻敲门进来：“总督阁下，驻军司令哈灵顿将军求见。”
“请他进来。”
哈灵顿将军脸色疲惫，眼袋深重，军装依旧笔挺，但那种趾高气扬的帝国军官气质已消磨大半。“总督，抱歉打扰。但第二马来团昨晚又发生了逃兵事件，三名士兵，带走了武器。这是本月第三次了。”
金文泰闭上眼睛：“原因？”
“思乡，恐惧，还有……信念动摇。”哈灵顿斟酌着用词，“士兵们听到传言，说南方军委那边，印度兵和缅甸兵待遇平等，军官和士兵吃一样的伙食，受伤了有真正的医院而不是等死。这些谣言在军营里悄悄传播。我们加强了审查，但你知道，语言太多，防不胜防。”
“士气如何？”
“低落，非常低落。”哈灵顿直言不讳，“军官们也在抱怨。长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但敌人是谁？在哪里？我们不是在打一场战争，而是在对付一种……传染病。你无法用机枪扫射一种思想。士兵们厌倦了在街头巡逻，厌倦了搜查可疑房屋，厌倦了面对那些沉默而充满敌意的眼神。他们宁愿去真正的战场。”
金文泰沉默良久，最后说：“回复伦敦，新加坡局势依然脆弱，任何缩减驻军的举动都将导致灾难性后果。措辞强烈些，哈灵顿，你来起草军事部分的评估。”
哈灵顿敬礼离开。金文泰重新望向窗外，暮色开始降临，城市的灯火逐一亮起。这座他治理了四年的城市，曾经是帝国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之一，如今却像一个精美而脆弱的瓷器，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痕。他所能做的，只是尽量小心地捧着它，不让它彻底碎裂。但谁知道呢？也许明天，也许下个月，某一次不经意的震动，就会让一切分崩离析。
吉隆坡以北三十英里，锡矿矿区，十二月下旬的一个深夜。
热带夜晚的闷热被山区稍凉的夜风缓解，但矿工棚屋里依旧空气污浊，混合着汗味、煤油味和廉价烟草的味道。十几名华人矿工挤在狭窄的棚屋里，煤油灯的火焰在他们脸上投下摇曳的阴影。这些人大多二三十岁，也有几个四五十岁的老矿工，皮肤被烈日和矿坑里的污浊空气侵蚀得黝黑粗糙，手上布满老茧和愈合的伤疤，眼睛里是日复一日劳作磨出的疲惫，但今夜，那疲惫深处跳动着一种新的、微弱而执拗的光芒。
老陈坐在人群中间。他四十出头，看起来和普通矿工没什么两样，但说话时眼神更锐利，措辞也更清晰。他原本是霹雳州一个橡胶园的记账员，读过几年夜校，三年前因组织工人要求发放拖欠工资被开除，之后在各地流动，在矿场、种植园、码头打零工，同时悄悄传播一些“危险思想”。
“……英国佬说他们是文明人，说我们华人是不开化的苦力。”老陈的声音很低，但每个字都清晰，“可看看这座矿。最好的锡砂运去伦敦，变成白人的餐具、装饰品。我们挖矿的得到什么？一天干十二个钟头，工钱不够买米，受伤了被丢在工棚等死，死了草席一卷丢进乱坟岗。矿主住大房子，坐汽车，孩子送去英国读书。我们的孩子呢？在矿渣堆里捡石头，十岁不到就下井干活。这叫文明？”
年轻的矿工阿旺握紧拳头，指甲陷进掌心。他想起了上个月死在井下的堂兄。塌方，三个人被埋，矿主说救人“不划算”，封了那个巷道。堂兄的尸体还在里面。阿旺才十九岁，在矿上干了四年，胸口有一道被矿石划开的疤，下雨天就发痒。
“新加坡的兄弟站起来了，”老陈继续说，从怀里掏出一本皱巴巴、用油纸包着的小册子，“他们让英国人知道，华人不是牛马，也会反抗。虽然现在被镇压了，但火种已经埋下。我们在缅甸、暹罗的同胞，跟着南方军委，打倒了土司和国王，分了土地。农民有自己的田，工人进工厂做工，孩子能上学念书，生病了有大夫看——不是巫医，是真正学过西医的大夫。女人不用缠脚，可以出来做事。那里没有‘红毛大人’骑在头上。”
“陈哥，那我们怎么办？”阿旺忍不住开口，声音发颤，“我们也想……可英国人有枪，矿主有护矿队，警察所就在山脚下……”
“别急，阿旺。”老陈拍拍他的肩，目光扫过每一张脸，“一口吃不成胖子。我们先从小事做起。这个月的工钱，是不是又扣了‘安全捐’？食堂的饭菜，是不是连猪食都不如？东边三号井的通风机坏了两个月，矿主说没钱修，可上周他新买了一辆汽车。这些事，一个人去说，矿主理都不理。但如果我们一个矿坑的兄弟一起去说呢？如果我们全矿十几个矿坑的兄弟一起停工呢？”
有人倒吸一口凉气。停工？那可是要被鞭打、开除，甚至抓进警察局的。
“当然不能蛮干。”老陈压低声音，“我们要有组织。每个矿坑选两个信得过的兄弟当联络人，有事悄悄商量。先提小要求：改善伙食，发口罩，修通风机。矿主不答应，我们就慢点干，出工不出力。如果他开除人，别的矿坑的兄弟就声援。这叫……团结。”
他从怀里又掏出几本小册子，更薄，手抄的。“认字的兄弟看看，不认字的，我讲给你们听。上面写的是我们穷苦人为什么苦，该怎么争取活路。还有一些暗号、记号，万一有兄弟被抓，怎么保护其他人。记住，这事性命攸关，只能告诉绝对信得过的人。”
煤油灯的火光摇曳。阿旺接过一本小册子，指尖摩挲着粗糙的纸面。他不识字，但他认得封面上画着的图案：一只粗壮的手，握着一把锤子，锤子砸断了一条锁链。
“明天开始，”老陈说，“阿旺，你负责联络你们矿坑的人。老林，你负责打探护矿队的动向。记住，表面上一切照旧，该干活干活，该低头低头。但心里要记住，我们不是天生就该在暗无天日的矿洞里挖到死的虫豸。我们是人，我们要活得像个人。”
聚会散了，矿工们三三两两悄悄离开，消失在夜色中。老陈最后一个走，他仔细检查了棚屋，确保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然后吹灭煤油灯，没入黑暗。
类似的场景，在这个十二月的南洋各处悄然发生：在柔佛的橡胶园，割胶工人们蹲在胶林深处低声交谈；在槟榔屿的码头，装卸工在货堆的阴影里传递小册子；在巴达维亚的糖厂，在苏门答腊的油田，在西贡的纺织作坊，在殖民帝国最底层的土壤里，一些种子正在发芽。它们微小，隐蔽，分散，但它们的根在黑暗中悄悄蔓延，缠绕在一起。
伦敦，白厅，帝国防务委员会会议室，十二月末的一个阴冷下午。
窗外是典型的伦敦冬日景象：铅灰色天空，湿漉漉的街道，裹紧大衣匆匆走过的行人。但会议室内的气氛比室外更加阴郁。长条桌旁坐着陆军、海军、空军的高级军官，以及殖民部、外交部、财政部的大臣和高级文官。每个人面前都摊开一份绝密报告，标题是《远东局势评估与帝国战略选择》。
报告厚达五十页，是军情六处、殖民部情报司、驻远东各领事馆耗时三个月整理的成果。结论用冷静、克制、不带感情色彩的官方语言书写，但字里行间透出的信息，让这些见惯了大风浪的帝国精英们心情沉重。
海军大臣查特菲尔德爵士首先打破沉默：“先生们，报告你们都看了。简单说，我们在远东的军事存在已经不足以同时应对三个潜在威胁：南方军委整合缅甸和暹罗后形成的陆上力量，日本海军可能的南下，以及南洋各地此起彼伏的叛乱活动。皇家海军的主力必须留在家门口应对德国，地中海舰队要盯住意大利，能够派往远东的舰只非常有限。而新加坡的动荡……”他顿了顿，“严重消耗了我们本就不足的驻军精力和资源。”
陆军参谋长迪尔元帅接着发言：“马来亚驻军的士气是个严重问题。长期的反叛乱行动让士兵精疲力竭，而敌人是无形的。我们逮捕了几百人，可反抗活动反而在扩散。更麻烦的是，本地征募的马来兵团和印度兵团的忠诚度开始动摇。如果爆发大规模冲突，我不能保证这些部队会坚定地站在我们一边。”
殖民大臣奥姆斯比-戈尔脸色难看：“政治上的局面更棘手。我们在南洋的统治合法性，特别是在华人社群中，已经基本破产。任何实质性改革——我指的是满足他们最基本政治权利的那种改革——都会遭到本地欧洲侨民和伦敦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可如果不改革，我们只能用刺刀维持统治，而那就像坐在火药桶上。”
“经济上呢？”财政大臣张伯伦问，“橡胶、锡、石油，这些对帝国至关重要。”
“确实重要，”殖民大臣承认，“但动荡正在严重损害产出。马来亚的锡矿产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十五，橡胶出口下降百分之十二。维持秩序的成本在飙升——军费、警察开支、情报费用。长远看，殖民体系的维持成本可能超过其收益。”
会议室陷入沉默。壁炉里的木柴噼啪作响。
“那么，我们有什么选择？”外交大臣艾登缓缓开口，“放弃部分殖民地，集中力量保卫核心利益？比如，确保新加坡、香港，但允许马来亚和婆罗洲‘自治’？”
“那将是灾难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位保守党后座议员激动地说，“一旦我们在一个地方退让，整个帝国都会动摇。印度人会要求更多，非洲人会效仿。大英帝国将分崩离析！”
“可继续硬撑的代价是什么？”迪尔元帅冷静反问，“如果欧洲爆发战争——而种种迹象表明这很可能发生——我们如何在两线同时维持大规模军事存在？德国空军正在迅速现代化，他们的潜艇数量在增加。皇家海军不可能同时保护本土、地中海和远东。”
讨论持续了两个小时，充满了悲观、无奈和相互指责。主张“战略收缩”的一派和坚持“帝国荣誉”的一派势均力敌。最终，会议没有得出明确结论，只通过了几项模棱两可的决议：继续密切关注远东局势，加强情报收集，寻求与美国进行“更密切的协调”，并让参谋长委员会制定“应对各种可能情况的预案”。
散会后，几位高级官员留在会议室。窗外，伦敦的街灯在暮色中陆续亮起，但光线似乎穿不透这间屋子里的沉重气氛。
“我们正在失去远东，”殖民大臣低声说，更像是在自言自语，“不是被一场战争打败，而是一千次微小的溃败，一千个矿工、农民、码头工人心中燃起的不甘。李幼邻比我们聪明，他不和我们正面作战，他渗透，煽动，让帝国从内部腐烂。”
没有人接话。每个人都清楚，但谁也不愿说破：一个时代正在缓缓落幕，而他们，这些曾经掌控半个世界的帝国的管理者，如今只能眼睁睁看着，却无力阻止。
同样的焦虑和算计，在华盛顿、东京、巴达维亚、西贡的政府大楼里上演，只是带着各自不同的语调。
华盛顿，白宫。罗斯福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烟雾缭绕。海军部长和陆军参谋长正在激烈争论。海军坚持必须加强菲律宾和关岛的防御，警惕日本和南方军委可能的“双线威胁”。陆军则认为菲律宾“无法防守”，建议将主力撤回本土，专注于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务院的亚洲问题专家则提出第三种观点：利用外交手段离间日本和南方军委，让他们互相制衡。“李幼邻是共产主义者，日本是军国主义，他们本质上敌对。我们可以暗中向南方军委提供一些非军事援助，让他们消耗日本的力量。”
罗斯福安静地听着，手指轻轻敲击轮椅扶手。最后他说：“继续观察。加强菲律宾的防御，但不要挑衅。让麦克阿瑟收敛一些。至于南方军委……派人和他们接触，非正式的，看看他们想要什么，但不要承诺任何东西。”
东京，海军军令部。一群海军将领围坐在巨大的南洋海图前，眼神灼热。墙上贴着各种数据：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年产量，马来亚的橡胶和锡储量，菲律宾的铬矿和椰子。“南洋的资源足够帝国百年之用，”一位大佐激动地说，“而白人殖民者已经腐朽。现在是南进的最佳时机。”
陆军代表相对冷静：“苏联在远东的威胁依然存在，中国战事也未结束。两线作战风险太大。”
“但如果我们不行动，南方军委会抢先控制南洋，”海军将领反驳，“那时我们连一滴石油都得不到。德国在欧洲牵制了英法，这是天赐良机。至于南方军委……如果他们合作，可以暂时共处。如果他们阻碍，就一并扫除。”
秘密的“南方作战”预案被进一步细化。同时，对南方军委的试探在继续，但日本人也开始制定另一套预案：一旦谈判破裂，如何以最快速度摧毁李幼邻的政权。
巴达维亚，荷兰总督府。总督德·约格坐在办公桌后，面前是又一封来自阿姆斯特丹的电报，要求“以最小成本控制局势”。他苦笑。成本？监狱已经塞满了政治犯，秘密警察日夜工作，可反抗活动从苏门答腊蔓延到爪哇，再到加里曼丹。石油工人罢工，码头工人怠工，民族主义学生在街头散发传单。而伦敦的回应永远是“同情但爱莫能助”，华盛顿的态度是“尊重荷兰主权但不介入”。
“也许，”德·约格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该开始思考没有东印度的未来了。但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叛国。”
西贡，法国总督府。情况类似，但更加微妙。印度支那的反抗运动历史悠久，而现在，南方军委的成功就像野火一样点燃了新的希望。胡志明的越南独立同盟会活动日益频繁，而法国人惊恐地发现，一些受过教育的越南年轻人开始谈论“缅暹道路”。镇压在加强，但每一次镇压都在制造更多的反抗者。
岁末的马六甲海峡，浓雾持续不散。
“孟买商人号”在夜色中驶入新加坡港。哈克特船长站在舰桥上，望着港口稀疏的灯光。码头依旧繁忙，但气氛压抑。巡逻的士兵比货船还多，探照灯的光柱扫过水面，远处传来短促的哨声。一艘荷兰货轮正在卸货，起重机缓慢转动，工人们的动作在士兵的监视下显得僵硬而机械。
货轮缓缓靠岸。哈克特看到码头上有一队警察，正在检查下船的旅客。一个华人家庭——父母带着两个孩子——的行李被彻底翻开，衣服、玩具散落一地。小女孩在哭，父亲想安慰她，被警察用警棍指了指，立刻僵住不动。
哈克特移开目光。他想起二十年前第一次航行到新加坡，那时这里被誉为“东方明珠”，活力四射，各国商人云集，空气中都弥漫着机会的味道。如今，这颗明珠蒙上了厚厚的灰尘，裂缝从内部蔓延开来。
“船长，”大副罗伯特森走过来，低声说，“代理行的人说，我们的货要三天才能卸完。码头工人‘效率低下’。”
哈克特点点头，没说话。他望着海峡对岸，马来亚的方向，一片黑暗，只有零星几点灯火。他知道，在那片黑暗里，在橡胶园、锡矿、渔村、小镇，无数个像阿旺那样的年轻人在煤油灯下传阅着小册子，无数个像老陈那样的组织者在黑暗中低语。一种新的东西正在孕育，它粗糙，原始，充满暴力的可能，但它正在生长，像热带雨林里的藤蔓，悄无声息地缠绕着旧秩序的大树，越缠越紧。
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敲了十二下。一九三五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就要到来。但哈克特感觉不到任何希望。他只觉得，这片海域，这片土地，正站在某个看不见的悬崖边缘。而浓雾之中，谁也看不清下一步是坚实的土地，还是万丈深渊。
马六甲海峡的雾，更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