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第二个星期，伦敦的特使哈罗德·威尔逊抵达时，正赶上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雨水倾盆而下，将最后一点血迹从街道的缝隙中冲刷出来，暗红色的细流顺着排水沟蜿蜒，像是这座城市的血管正在缓慢破裂。威尔逊的车队穿过湿漉漉的街道，沿途所见尽是钉着木板的店铺橱窗、被烟熏黑的墙壁，以及街角那些尚未撤走的、用沙袋垒成的英军机枪阵地。持枪的士兵站在雨中，钢盔下的脸庞年轻而疲惫。
总督府的会客厅里，吊扇缓慢转动，搅动着湿热的空气，却搅不散那份沉闷。金文泰亲自为威尔逊倒了一杯威士忌，冰块在琥珀色的液体中叮当作响。
“欢迎来到新加坡，次官先生。”金文泰的声音沙哑，“可惜您看到的是一座正在流血的港口。”
威尔逊接过酒杯，没有立即喝。他五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外交部职业官僚的谨慎刻在他的每一道皱纹里。他环顾这间装饰着东方漆器和英国肖像画的房间，目光最后落在墙上一幅巨大的南洋地图上——代表大英帝国的红色遍布马六甲海峡两岸，可此刻看起来，那红色像是在褪色、在干涸。
“总督阁下，伦敦理解您面对的困难。”威尔逊谨慎地开口，从公文包中取出那份厚厚的报告，放在桃花心木的茶几上。封面上“绝密”的字样格外刺眼。“但恕我直言，伦敦更需要理解的是，帝国为何会陷入这样的困难。”
金文泰的手微微一顿。他走到窗边，背对着威尔逊，看向窗外被雨幕笼罩的城市。“威尔逊次官，您知道吗？就在上个月，我站在这个窗前，看着暴乱最激烈的那天晚上。整个滨海湾的方向都在燃烧，火光把天空染成了橙红色，就像……就像地狱的熔岩涌上了人间。我们的士兵在街上射击，子弹打穿木板、打碎玻璃、打在肉体上的声音，一整夜都没停过。而那时我在想什么？”他转过身，眼中布满血丝，“我在想，八十年前莱佛士爵士踏上这片土地时，这里只是个渔村。我们用了一百年，把这里建成东方最璀璨的明珠，远东的直布罗陀。可现在呢？现在它成了帝国统治衰败的纪念碑。”
“总督阁下——”
“让我说完。”金文泰走回茶几前，拿起那份报告，随手翻到某一页，手指重重戳在一个数字上，“‘平民死亡约一千五百人，主要是华人’——威尔逊次官，您知道这一千五百人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至少一千五百个家庭，他们的父亲、儿子、兄弟，死在了英国士兵的枪口下。而活下来的人，会把仇恨传给下一代，再下一代。我们不是在镇压一场暴乱，我们是在给自己挖掘坟墓。”
威尔逊沉默了片刻，将杯中的威士忌一饮而尽，灼热感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所以伦敦认为，必须改变策略。单纯的武力已经不够了。”
“那伦敦打算怎么改变？用怀柔？用妥协？”金文泰冷笑，“威尔逊次官，您在南洋待过吗？您了解这里的华人吗？他们精明、务实、重视家族和乡谊。当他们还相信跟着帝国能赚钱、能过上好日子时，他们会是最顺从的臣民。可一旦这种信念动摇，一旦他们发现有人能给出更好的承诺——不是金钱，而是尊严，是‘不做二等公民’的尊严，是‘掌握自己命运’的尊严——那么帝国一百年来建立的权威，就会像这座雨季里的土坯房一样，在几天内垮塌。南方军委给的就是这种承诺。而我们现在搞什么‘咨询委员会’、‘社会改革’，在他们看来，不过是迟来的施舍，是软弱的表现。”
“但这是目前唯一的选择。”威尔逊的声音变得强硬起来，“帝国在欧洲面临德国的挑战，在地中海要盯着意大利，印度也一天比一天不安宁。首相和内阁不可能把有限的军队和资源无限期地投入南洋这个无底洞。我们需要的是止血，是稳住局面，至少争取三年、五年的时间。为此，一些必要的让步是可以接受的。”
“让步之后呢？南方军委会满足吗？”
“那就要看您的政治智慧了，总督阁下。”威尔逊往前倾了倾身，“‘咨询委员会’可以成为我们分化华人社群的舞台。拉拢那些有钱的商人、那些受过英文教育的专业人士，给他们一些甜头——市政工程合同、商业特许权、甚至爵士头衔。让他们去和那些激进分子斗，让他们自己去分裂。而我们要做的，是在他们背后提供支持，但绝不亲自下场。至于和南方军委的对话……”威尔逊压低声音，“外交部的远东司已经在通过缅甸的中间人，尝试建立一条非正式的沟通渠道。我们不指望李幼邻真的停止支持叛乱，但至少，也许能达成某种默契，比如他不公开煽动针对英国人的暴力，而我们在某些领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金文泰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他闻到了威士忌的味道，闻到了雨季潮湿的霉味，闻到了窗外飘来的、这座受伤城市的气息。他想起那些死在街头的年轻士兵——有些才十八九岁，从利物浦、从曼彻斯特、从爱丁堡被送到这里，死在一片他们从未听说过的土地上。他想起那些华人尸体被草草掩埋的乱葬岗。他想起码头上那些因为贸易中断而失业的工人空洞的眼神。
“我会执行伦敦的指示。”他最终说道，声音疲惫得像是在砂纸上磨过，“但请您转告首相：当我们在谈判桌上让步时，李幼邻正在他的地图上画线。今天我们让出一步，明天他就会要两步。这不是终结，这只是开始。”
威尔逊没有回答。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豆大的雨点敲打着玻璃，像是无数的手指在急促地叩问着什么。
几乎在同一时间，巴黎殖民部那栋华丽而古旧的大楼里，一场气氛凝重的会议正进行到深夜。长条会议桌上铺着绿色呢绒，水晶烟灰缸里塞满了烟蒂。墙上的巨幅地图上，法属印度支那的领土被涂成蓝色，从北圻的红河三角洲一直延伸到南圻的湄公河平原，像一块贴在中国南疆的膏药。可现在，这块膏药的边缘似乎在卷曲、在剥落。
殖民部长夏尔·杜梅格用一根银质裁纸刀轻轻敲打着西贡的位置，发出笃笃的轻响。“先生们，新加坡发生的事，绝不能在印度支那重演。绝不能。”他重复了两次，每次敲击的力度都更重一分。
“部长先生，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印度支那总督府特使、一位头发花白的陆军上校站起身，指着地图汇报道，“过去一个月，我们向交趾支那增派了两个外籍兵团营，加强了河内、海防、西贡的城防，所有华人社团和学校都处于严密监视之下。越盟的活动确实在增加，但我们的情报网正在渗透，已经有十几名骨干分子被逮捕——”
“逮捕？”杜梅格打断了他，裁纸刀在空中划出一道冷光，“上校，新加坡的英国人逮捕了上千人，枪毙了几百人，结果呢？暴力反而升级了！因为问题不在几个人，而在人心。我收到报告，西贡的华人商会最近三个月有超过两百万法郎的资金流向不明，很可能通过地下渠道支持了叛乱组织。河内的明乡人（在越华人）子弟，过去以进入法国学校为荣，现在却偷偷传阅从广西、云南走私进来的中文小册子，上面写的是什么？‘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驱逐殖民者’！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堂、我们的工厂，正在培养我们自己的掘墓人！”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只有窗外巴黎夜晚的马车声隐隐传来，遥远而不真实。
“那部长的意思是？”有人小心翼翼地问。
“两手都要硬，但方法要聪明。”杜梅格放下裁纸刀，双手撑在桌面上，“第一，军事上继续施压，但要更有针对性。不要大规模搜捕，那只会制造更多敌人。我们要用精锐的小分队，实施精准清除，特别是那些与南方军委有联系的骨干。暗杀、绑架、制造意外——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我要让那些想和外人勾结的叛徒，在睡觉时都睁着一只眼睛。”
“第二，文化上要切断他们的根。加速推进同化政策，但要有选择性。对那些愿意改信天主教、取法国名字、送子女进法语学校、公开宣誓效忠法兰西的本地精英——不管是越南人还是华人——给予完整的公民权，让他们进入殖民政府的中低层，让他们拥有土地和商业特权。要让他们觉得，做法国人比做什么‘亚洲兄弟’更有利可图。”
“第三，经济上要分化。华人控制了米业、橡胶、航运，这是事实。我们不能一下子把他们全逼到对立面。要拉拢大的，打击小的。给那些最大的华商家族特许权和合同，让他们赚到钱，然后通过他们去控制、去镇压那些小商贩和工人。记住，饥饿的肚子最容易滋生革命，但如果肚子是华人老板让他们饿的，他们的仇恨就会转向华人老板，而不是我们。”
一位文官模样的部长助理犹豫道：“可是部长，这样做会不会……有悖于共和国的价值观？而且，华人非常精明，他们可能表面上合作，暗地里——”
“共和国？”杜梅格冷笑起来，他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灯火阑珊的巴黎，“先生们，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巴黎的沙龙，是远东的殖民地。在那里，价值观是建立在军舰的甲板和步枪的射程之上的。至于华人精不精明……”他转过身，阴影遮住了他半边脸，“那就看我们能不能给出让他们无法拒绝的价格了。记住，我们的底线是：印度支那必须永远是法兰西的印度支那。为此，我们可以和魔鬼跳舞——但音乐必须由我们来弹奏。”
会议在午夜散场。官员们陆续离开，杜梅格独自一人留在会议室。他走到那幅巨大的远东地图前，目光从印度支那缓缓移向南方——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海。那些英国和荷兰的殖民地，此刻在他眼中不再是盟友的领土，而是多米诺骨牌的前几块。新加坡已经摇晃，接下来会轮到谁？西贡？河内？还是巴达维亚？
他拿起一枚红色的图钉，按在西贡的位置上。接着又拿起一枚，按在河内。图钉在煤气灯下泛着血色的光泽。
“不能让火势蔓延。”他喃喃自语，“至少，不能先在我们这里烧起来。”
而在海牙，焦虑以一种更阴郁的方式弥漫。荷兰这个曾经的“海上马车夫”，如今已日暮西山。议会里关于荷属东印度局势的辩论充满了无力感和相互指责。殖民大臣在质询中满头大汗地辩解：“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但预算有限，舰队需要更新，陆军需要扩充，而本土的纳税人已经不堪重负……”
巴达维亚发来的求援电报一封比一封急迫。最新的电报里，总督用近乎绝望的语气写道：“……新加坡事件后，本地华人的情绪明显变化。过去他们对政治冷漠，只关心生意，但现在聚会增多，阅读‘有问题’的出版物，对殖民当局的指令消极抵抗。土着民族主义者受到鼓舞，在泗水、三宝垄等地出现煽动性演讲。苏门答腊的亚齐人似乎重新活跃起来，有情报显示他们可能从外部获得了武器。我们的海岸线太长，军舰太少，驻军分散。如果发生大规模骚乱，我们将无力控制。急需增派至少两艘巡洋舰、三个步兵营，以及额外的一千万盾紧急拨款……”
殖民大臣读完电报，摘下眼镜，疲惫地揉着鼻梁。他知道这些要求不可能被满足。荷兰海军最新的巡洋舰还是二十年前下水的，陆军的主力还在欧洲防备德国。至于一千万盾——议会能批出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最终，内阁的决策是典型的“小国智慧”：一方面，命令东印度舰队加强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的巡逻，做出一副强硬的姿态；另一方面，秘密指示巴达维亚总督，可以与英国、法国共享关于南方军委和“南洋解放阵线”的情报，甚至可以允许英法的军舰在“必要时”使用荷属港口补给，变相引入外部力量协助防御。同时，尝试与一些“温和的、理性的”民族主义领袖接触，比如那个在万隆教书、一直主张“渐进自治”的苏加诺博士，给予一些模糊的自治承诺，试图稳住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
“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荷兰是文明的、开明的殖民者，我们愿意对话，愿意改革。”殖民大臣在给总督的密电中写道，“但同时，也要让那些激进分子明白，任何暴力反抗都将遭到最严厉的打击。最重要的是，绝不能给英国人、法国人，尤其是日本人，以干涉我们内政的借口。”
电报发出去后，殖民大臣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望着窗外海牙平静的街道。他知道这些指令有多苍白无力。巴达维亚的那些官僚不傻，他们知道自己被祖国抛弃了一半。而那些在丛林里、在种植园里、在码头边酝酿着不满的人们，更不会因为几句空话就安静下来。
风暴正在积聚，而荷兰这艘老旧的小船，还能在风暴中航行多久？他没有答案。
真正的风暴眼，此刻在东京的海军军令部里旋转。这里的气氛与伦敦的焦虑、巴黎的算计、海牙的无力截然不同，这里弥漫着一种混合了亢奋、焦躁和赌博般的狂热。
巨大的作战室里，南洋的海图铺满了整面墙。红色的箭头从台湾、从澎湖、从帕劳射出，像毒蛇的信子，舔向菲律宾、婆罗洲、苏门答腊、爪哇。一群海军将佐围在海图前，眼睛里燃烧着野心。
“诸君，请看！”说话的是军令部作战课长、海军大佐山口多闻，他手中的教鞭在荷属东印度的几个岛屿上用力敲打，“婆罗洲的石油，年产量超过八百万吨！苏门答腊的油田，品质极佳！还有爪哇的橡胶、锡、奎宁……这些资源，正是帝国维系战争机器所亟需的！而守卫这些财富的荷兰人，有什么？几艘老旧的巡洋舰，几千名士气低落的殖民军！英国人在新加坡自顾不暇，法国人在印度支那瑟瑟发抖，美国人则远在太平洋对岸，抱着孤立主义做梦！”
他越说越激动，教鞭猛地向西划过：“再看南方军委！他们在陆地上或许能打仗，但海军呢？几乎为零！几艘改装炮艇，几条鱼雷艇，这就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他们的空军也刚起步，作战半径有限。如果我们果断行动，联合舰队完全可以在一个月内控制爪哇海，切断南洋与印度洋的联系，将整个荷属东印度收入囊中！”
“陆军那边不会同意的。”一个相对冷静的声音响起，是军令部次长、海军中将岛田繁太郎。他抱着手臂，眉头紧锁，“陆军的心思全在中国东北和苏联身上。他们甚至认为南下会分散兵力，是战略上的短视。”
“所以才需要我们去做工作！”山口转过身，眼中闪着光，“我们可以告诉陆军，南下的资源将让帝国不再受制于美国的石油和钢铁禁运。有了石油，我们的舰队和机械化部队才能充分发挥威力；有了橡胶和锡，我们的军工生产才能持续。这将极大加速解决中国事变，并对苏联形成更大压力。这不是分散，这是增强！”
“那南方军委呢？如果我们南下，他们不会坐视。如果他们从缅甸、暹罗南下马来亚，与我们发生冲突怎么办？”
“这就是关键！”山口走到另一幅较小的地图前，上面标注着南方军委的控制区和影响力范围，“李幼邻是个聪明人。他的首要敌人是西方殖民者，而不是我们。至少在现阶段，他需要集中力量对付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没有余力，也没有必要与我们为敌。我们可以通过秘密渠道，向他传递一个信息：帝国对马来亚、新加坡没有领土要求，我们只对荷属东印度的资源感兴趣。我们可以默许，甚至暗中支持他在马来亚的行动，换取他对我们南下保持中立。甚至可以划定一个势力范围，比如以马六甲海峡为界，北边归他，南边归我们。”
会议室里响起一片低声议论。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有人眼中露出疑虑。
“与李幼邻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岛田中将缓缓道，“此人的野心，恐怕不止于驱逐西方殖民者。他要的是整个南洋，是整个亚洲的霸主地位。今天我们可以合作，明天他就会是我们的敌人。”
“那就明天再解决！”山口的声音陡然提高，“当务之急，是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窗口期！英国虚弱，法荷恐惧，美国犹豫，南方军委被西方牵制。如果我们现在不动手，等李幼邻整合了缅、暹，拿下了马来亚，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荷属东印度！到那时，我们将面对一个更强大、更统一的对手。而且，谁能保证美国人不会改变主意？谁又能保证德国在欧洲不会闹出大动静，把英国和法国的力量吸回去？机会，诸君，机会稍纵即逝！”
争论持续到深夜。最终，一个折中的方案逐渐成型：加速进行南下作战的一切实际准备——强化台湾、澎湖、帕劳等前沿基地，大规模登陆演习，储备作战物资，详细侦察荷属东印度的港口、机场、油田。同时，通过在上海、香港、曼谷的多种秘密渠道，向南方军委传递“合作”信号，试探其反应。至于最终是否动手、何时动手，则要看陆军的妥协程度、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南方军委的态度。
散会后，山口多闻独自留在作战室。他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夏夜的热风涌进来，带着东京湾海水的咸腥。远处，港口的灯火倒映在海面上，那是联合舰队停泊的地方，那些钢铁巨舰在黑暗中沉默着，像是一头头沉睡的巨兽。
“醒来吧，”山口低声说，仿佛在对舰队，也对自己说，“是时候去夺取太阳下的地盘了。”
世界的另一端，马尼拉的气氛则是一种混合了警惕、算计和超然的复杂情绪。美国远东司令部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叼着他标志性的玉米芯烟斗，站在巨大的太平洋海图前，烟雾袅袅升起，模糊了他的面容。
他的参谋长、一位精干的中年上校，正在汇报情报分析：“……综合各方信息，我们认为南方军委的近期目标，是巩固在缅甸和暹罗的控制，同时利用新加坡事件造成的震荡，向马来亚渗透。他们的最终目标，很可能是建立一个以中国南方为基地，涵盖整个东南亚大陆和群岛的‘泛亚联盟’，驱逐所有西方势力。”
“李幼邻……”麦克阿瑟拿下烟斗，在烟灰缸上轻轻磕了磕，“一个危险的理想主义者，或者说，一个披着理想主义外衣的野心家。他比日本人更危险。日本人要的是土地和资源，手段是刺刀和军舰，简单直接。而李幼邻……”他转身，目光锐利，“他要的是人心。他擅长利用民族主义，利用殖民地的历史伤痕，利用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那道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墙。他让那些被殖民者相信，他们不是在为某个国王或皇帝战斗，而是在为自己的尊严、为自己的子孙后代战斗。这种力量，比任何武器都可怕。”
“将军，那我们是否应该更积极地介入？支持英国人，遏制李幼邻？毕竟，如果整个南洋落入他的手中，对我们在菲律宾的地位，乃至整个西太平洋的战略平衡，都是巨大威胁。”
“介入？怎么介入？”麦克阿瑟走回他的大办公桌后坐下，椅子发出轻微的嘎吱声，“派舰队去仰光外海示威？派陆战队在暹罗湾登陆？国会那帮老爷会立刻把我撕碎。胡佛总统刚下台，罗斯福新政正在艰难推行，美国人不想再管万里之外的闲事。孤立主义，上校，那是笼罩在华盛顿上空的幽灵。”
“那我们就坐视不管？”
“不，不是不管，是换一种管法。”麦克阿瑟重新点燃烟斗，深深吸了一口，“首先，菲律宾是我们的底线。必须让李幼邻清楚，任何对菲律宾的企图，都将被视为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战争行为。这一点，要明确、公开、反复地强调。其次，加强我们在菲律宾的防御力量。我要更多的飞机，特别是b-10轰炸机，更多的潜艇，要在吕宋岛和棉兰老岛修建更多的机场和海军基地。我们要让菲律宾成为西太平洋上不可撼动的堡垒。”
“那对南方军委在马来亚、印度支那的行动呢？”
“只要不直接威胁我们，我们可以……有限度地容忍。”麦克阿瑟的眼中闪过一丝老辣的政治算计，“上校，你想想，一个被削弱的大英帝国、一个被削弱的法兰西、一个被削弱的荷兰，对美国是坏事吗？未必。他们在亚洲的殖民地，本身就是对我们商业利益的壁垒。如果李幼邻能打破这些壁垒，而又不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新帝国取而代之，那么美国的企业、美国的资本，或许能找到新的机会。当然，这很冒险，就像在刀尖上跳舞。”
“可如果李幼邻成功了，他真的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联盟呢？”
“那就到了该和日本人谈谈的时候了。”麦克阿瑟冷冷地说，“东京的那些军国主义者，绝不会坐视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势力主导南洋。李幼邻和日本人，迟早会撞在一起。到那时，我们可以选择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或者等他们两败俱伤，我们再出来收拾局面。政治，上校，就是让对手相互消耗的艺术。”
他站起身，再次走到海图前，用烟斗柄点着从夏威夷到菲律宾再到关岛的那条弧线：“我们的核心利益，是这条贯穿太平洋的航线。只要这条航线安全，只要菲律宾、关岛、夏威夷在我们手里，亚洲大陆上谁赢谁输，都是次要的。我们要做的，是握紧拳头，守护好我们的东西，然后……耐心等待。”
窗外，马尼拉湾夕阳西下，海水被染成一片金黄。几艘美国驱逐舰的剪影静静地停泊在锚地，桅杆上的星条旗在晚风中轻轻飘动。麦克阿瑟看着这幅景象，心中想的却是更远的西方，那片暗流汹涌的南洋。他知道，风暴即将来临，而美国这艘大船，必须找到最稳妥的航道，穿越风暴，或者……利用风暴。
此刻的风暴中心，仰光，南方军委总部的气氛却是另一种凝重下的涌动。不是恐慌，不是焦虑，而是一种猎手在陷阱布置完毕、等待猎物上钩时的耐心与警觉。
李幼邻的办公室陈设简朴，最大的装饰就是墙上那幅覆盖了整面墙的巨幅南洋地图。地图上，红色箭头、蓝色防线、黑色标记错综复杂，像一盘进行到中局的棋。此刻，他正站在地图前，冯庸、几名核心参谋和政治部的负责人站在他身后，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新加坡那个小小的红点上。
“伦敦想止血，巴黎和海牙在加固堤坝，东京磨刀霍霍，华盛顿在划红线。”李幼邻的声音平静，像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事实，“而我们，该走下一步棋了。”
“英国人搞的那个‘咨询委员会’，是个陷阱，也是个机会。”政治部主任，一位戴着眼镜、气质儒雅的中年人开口，他叫陈启明，曾留学欧洲，精于组织和宣传，“他们想拉拢华人上层，分化我们。我们可以将计就计，选派可靠的同志，以商人、教师、工会领袖的身份加入进去。不直接提‘独立’、‘革命’，而是提‘华人权益’、‘改善劳工待遇’、‘反对歧视’、‘增加华文教育拨款’。这些都是殖民当局难以拒绝，或者答应了也难以兑现的要求。我们要把这个委员会，变成揭露殖民统治虚伪、教育广大华人的公开讲坛。合法斗争与地下斗争结合，让英国人的怀柔政策，变成套在他们自己脖子上的绞索。”
“新加坡地下的力量需要重新整合。”负责安全与情报的负责人，一位面色冷峻、人称“老段”的男子接着道，“暴动中暴露了一部分力量，也锤炼了一部分力量。接下来，要化整为零，小组活动。重点从街头对抗转向经济破坏和情报收集。码头、仓库、电厂、电话局，这些地方要多安插我们的人。袭扰要更有策略，让英国人疲于奔命，又抓不住主力。短波广播要继续，内容要调整，多讲英国人的妥协是‘鳄鱼的眼泪’，多讲其他殖民地（比如印度、缅甸）人民的斗争，把新加坡的遭遇放到整个殖民体系崩溃的大背景下，激发更大的共鸣。”
李幼邻点点头，目光从新加坡移开，扫过马六甲海峡，落在苏门答腊和爪哇。“对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支持的力度要加大，但方式要更隐蔽。资金、器材，通过我们在暹罗、缅甸的商行，以‘商业往来’的名义转过去。人员培训，可以分批邀请他们的骨干，以‘学习交流’的名义，到我们在缅北的根据地去。记住，我们支持的是那些有明确民族解放纲领、愿意接受我们政治指导的组织。我们要的是同志，是盟友，不是未来的对手。”
“日本人最近又通过几条渠道递话，提出了更具体的‘合作’建议。”冯庸汇报道，他手里拿着几份译电，“他们暗示，可以默许甚至协助我们在马来亚的行动，换取我们对他们南下荷属东印度不干涉，甚至提议以马六甲海峡为界，划分势力范围。”
办公室里响起几声冷哼。李幼邻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笑意：“势力范围？他们以为这是切蛋糕吗？告诉中间人，也让我们的人在各种非正式场合放风：南方军委支持所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对荷属东印度没有领土要求，希望各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当然也包括任何国家以武力侵占他国领土的行为。至于日本人的商业利益，只要符合平等互利原则，我们当然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