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永历监国朱常沅为湘南防务与大西军内讧而殚精竭虑之际，从遥远的东南海疆，传来了足以改变整个抗清战局走向的重大变局。这变局的中心，便是那位在父亲郑芝龙降清后，毅然焚毁儒服，誓师海上的延平王郑成功。
永历监国朝廷设在闽粤沿海的靖安司秘探，以及通过海上商路辗转传来的消息，逐渐拼凑出一幅清晰的图景：郑成功以其父旧部为核心，凭借强大的水师和厦门、金门等海岛基地，不仅顶住了清军的多次围剿，更在永历二年底至三年初，发动了一系列凌厉攻势。
首要目标，便是福建重镇泉州府。 郑成功挥师登陆，围困泉州城。清闽浙总督陈锦急调兵马救援，却在泉州外围被郑军以围点打援之策击溃。泉州城内守军孤立无援，粮尽弹绝，最终开城投降。郑成功一举收复泉州，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大陆坚实据点和大批物资。
紧接着，兵锋直指省城福州。 虽然福州城坚池深，清军重兵布防，郑成功未能一举攻克，但其水师完全控制了闽江口，切断了福州的海上补给线，并不断袭扰沿海州县，迫使清军龟缩城内，整个闽东清军陷入被动防御态势。
更令人振奋的是，郑成功派出的偏师北上浙东， 与当地抗清义师张煌言、王翊等部会合，连克数县，一度兵临宁波城下，东南震动。
这一连串的胜利，标志着郑成功势力不再仅仅是飘忽海上的武装，而是已经成为拥兵数万、控扼闽浙沿海要地、能对清廷构成严重威胁的强大力量。东南抗清局势，为之一振！
消息传至永历监国朱常沅的行在永州，朝廷上下为之鼓舞。这意味着，清廷不得不将大量兵力投入东南战场，极大地缓解了永历政权在湖广前线面临的军事压力。洪承畴即便有心南征，也必然受到来自北京和福建方面的掣肘。
“天佑大明！延平王真乃国之栋梁！”朝会上，有大臣欣喜万分。
然而，朱常沅和沐涵、李元胤等核心重臣，在欣喜之余，看得更为深远。郑成功的崛起，固然是抗清大局的利好消息，但也带来了新的、复杂的政治问题。
首先，是名分与隶属关系。 郑成功始终尊奉隆武年号，虽与永历朝廷有使者往来，表示“共扶明室”，但并未正式上表归附永历监国。他使用的官衔仍是隆武朝廷所封的“延平王”、“招讨大将军”。这意味着，郑成功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独立的抗清政权，与永历朝廷是“同盟”而非“臣属”关系。这对于志在统一号令、凝聚全国抗清力量的朱常沅来说，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
其次，是战略协调与潜在竞争。 郑成功的战略重心显然在东南沿海，意图恢复闽浙，乃至图谋南京。而永历政权的核心区域和战略方向则在两广、湖广，志在北伐中原。双方在地理上相隔遥远，战略协同难度极大。更微妙的是，双方都在争取各地抗清义军的归附，在人才、资源乃至“正统”名分上，存在着隐性的竞争。
一日，朱常沅与沐涵、李元胤在便殿商议。
“监国，郑成功势大，于抗清大局有利，然其……似乎无意奉我永历正朔。”李元胤直言不讳地道出了担忧。
沐涵亦道：“臣妾听闻，郑成功在厦门开府设官，建制俨然，且对前往投奔的士人皆以隆武旧臣自居。长此以往，恐成东西并立之局。”
朱常沅沉吟良久，缓缓道：“郑成功雄才大略，心高气傲，其父降清，更令其深以为耻，必欲自成一番事业以雪之。强令其归附，非但无益，反生嫌隙。当下之势，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他做出了务实的决策：
主动册封，深化同盟： 以永历监国的名义，正式遣使，携带重礼和诏书，前往厦门。在诏书中，正式承认并加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提升爵位），仍总督东南诸军务，对其已收复的功绩大加褒奖。此举意在“名正言顺”地将其纳入永历朝廷的体系（至少在名义上），给予其极高的荣誉和自主权，以换取更稳固的同盟关系。
提议联姻，巩固纽带： 在密使带给郑成功的口信中，朱常沅试探性地提出，愿以宗室女（可选择一位近支郡主）下嫁郑成功之子郑经，结为秦晋之好，以期通过血缘纽带加强双方联系。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提议，成败皆关乎长远。
协商战略，互为声援： 提议建立更紧密的军事协调机制。永历朝廷在湖广方向发动攻势，牵制清军主力时，希望郑成功能在东南沿海同时发动大规模袭击，使清军首尾难顾。反之亦然。
有限物资支援： 承诺通过海路，向郑成功提供部分两广出产的硝石、硫磺、铁料等军需物资，弥补其大陆资源不足的短板，以示诚意。
“此外，”朱常沅对沐涵道，“沐妃，遴选使节务必慎重，需得能言善辩、熟知东南事务之人。态度要不卑不亢，既要展现我朝廷气度，也要让郑成功明白，合则共荣，分则易为清虏所乘。”
不久，永历朝廷的使团扬帆东去，驶向厦门。整个永历朝廷都在密切关注着这次重要的外交行动的结果。
朱常沅站在永州城头，目光似乎穿越了千山万水，望向了那波涛汹涌的东海。他深知，郑成功的态度，将极大地影响未来抗清战争的格局。若能真正形成东西呼应、陆海并进的战略态势，复兴大业便多了几分希望。若郑成功志在割据东南，则中兴之路，必将更加漫长曲折。东南的海波，已然与西南的山川，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