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州城下的血战，以清军主帅莽雅图的仓皇北撤告终。这场惨烈的胜利，不仅彻底粉碎了清军试图一举夺回广东的企图，更以其巨大的象征意义，极大地震慑了两广境内残存的观望势力和心怀异志者。永明亲王朱常沅的威望，伴随着“阵斩清酋”、“力保韶关”的战绩，如同盛夏的岭表之风，迅速吹遍了广东、广西的每一个角落。
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为政治上的整合扫清了最大障碍。朱常沅挟大胜之威，开始全面、有序地接收两广权柄，其进程远比预想中顺利：
传檄而定： 韶州战报所至，那些原本在丁魁楚败亡后仍持观望态度、或据城自守的州县官员、卫所将领，纷纷上表归顺。他们看清了风向，这位年轻的永明亲王，并非昙花一现的流亡宗室，而是真正有能力、有实力掌控局面的雄主。各地城头纷纷换上了“永明”旗号，政令趋于统一。
剿抚并用： 对于少数冥顽不灵、试图凭借险要割据自雄的地方豪强或小股军阀，李元胤派出精锐，以雷霆手段予以清剿，迅速平定。对于更多见风使舵、表示臣服者，朱常沅则展现出宽宏大量，只要交出兵权、接受整编、遵守法度，便准许其戴罪立功，甚至量才录用，有效稳定了地方秩序，避免了无谓的内耗。
随着军事占领的完成，朱常沅深知，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刀剑可以夺取土地，但唯有善政才能赢得民心，奠定长久基业。他迅速将工作重心从军事扩张转向内政建设，核心方针便是“休养生息，与民更始”。
一、轻徭薄赋，恢复民生。 朱常沅连续颁布王令，宣布鉴于战乱初定，两广各地豁免当年钱粮，次年赋税减半征收。严令各级官府，不得擅立名目、额外加派，违者重处。此举迅速缓解了百姓的生存压力，赢得了底层民众的衷心拥戴。同时，设立“劝农使”，督导各地恢复农业生产，官府贷给种子、耕牛，鼓励垦荒。
二、整顿吏治，革除积弊。 他深知丁魁楚时代吏治腐败是失去民心的重要原因。大力提拔在平定过程中表现清廉干练的官员，同时从云南基干和投诚士子中选拔人才，充实各级官府。设立巡察御史，严查贪腐、渎职行为。明令废除丁魁楚时期的诸多苛捐杂税和弊政，试图建立一个相对清明、高效的行政体系。
三、编练新军，巩固防务。 在休养生息的同时，国防并未放松。朱常沅授权李元胤，负责整编收降的各部明军，汰弱留强，统一号令、操练。利用两广较为发达的手工业基础，尤其是在靠近沿海的地区，开始尝试建立小规模的造船工坊，为未来组建水师打下基础。在粤北、桂东北等与清控制区接壤的要冲之地，加固关隘，屯驻重兵，以防清军卷土重来。
四、兴文教，揽人心。 下令修缮各地府学、县学，并尝试在肇庆开设“招贤馆”，延揽避乱南下的士人。宣布将适时开科取士，为长久统治储备人才。这些措施，对于争取士绅阶层的人心归属，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治理幅员辽阔、情况复杂的两广，困难重重。丁魁楚留下的烂摊子千头万绪，府库空虚，流民遍地，各地土司、豪强仍需时间安抚。朱常沅常常与沐涵、李元胤及新投靠的广东能吏们议事至深夜，商讨应对之策。
“王爷，如今百废待兴，用钱之处甚多，而府库岁入有限，长久下去，恐难支撑。”主管财政的官员面露难色。
“开源节流，双管齐下。”朱常沅沉吟道，“节流，王府及各级官府用度，务必从俭。开源……可逐步恢复与南洋的合法海贸，设市舶司加以管理，抽取关税。此外，清查被抄没的丁魁楚及其党羽的非法田产，部分充作军屯，部分发卖或租与无地流民。”
沐涵则建议：“广东商贸素来发达，可鼓励工匠复产，畅通内河航运，活跃市集，商业繁荣，税源自然增加。”
朱常沅一一采纳。他知道，这一切都需要时间。但至少，方向已经明确。
经过数月的努力，两广大地虽然远未达到富庶安康，但战争的创伤开始缓慢愈合，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流民开始归乡，田野重现绿色，市集也渐有起色。一种劫后余生的希望，开始在岭表蔓延。
站在肇庆行宫（原两广总督府）的望楼上，俯瞰着渐渐恢复生机的西江航道，朱常沅对身旁的李元胤和沐涵感叹道：“得天下易，治天下难。如今我等虽据有两广、云南，看似地盘广阔，实则责任重大。唯有吏治清明，百姓安乐，仓廪充实，甲兵坚利，方能在这乱世中真正立足，进而北望中原。”
休养生息，是为了积蓄更强大的力量。朱常沅的目光，已然投向了更远的北方。他知道，清廷绝不会容许他在南方坐大，下一次的较量，必将更加残酷。而他现在所做的每一分努力，都是在为那场决定命运的大战，增添一份胜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