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的雪下得无声，落在棚户区的土坯房顶上，积起薄薄一层白。杨树彬揣着刚从废品回收站结的工钱，快步往家走——母亲的咳嗽又加重了，小宝还在发烧，他得赶紧去药店买些退烧药和止咳药。
药店的老板接过钱，递给他药，随口问了句：“家里人病得重？要不还是去医院看看吧，吃点药怕是顶不住。”
杨树彬攥着药盒，含糊地应了声“不用”，转身就走。他何尝不想带家人去医院？可去医院就要登记身份，一旦暴露，所有的伪装都会瞬间崩塌。他只能祈祷，这些廉价的药，能让家人的病情好转一些。
回到家，看着母亲喝下药后依旧咳得撕心裂肺，看着小宝烧得通红的小脸，杨树彬的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马海燕”坐在床边，抹着眼泪说：“彬哥，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小宝的烧一直退不了，再拖下去会出大事的……”
杨树彬咬了咬牙，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去城郊的私人小煤窑打工。他从棚户区的工友口中得知，小煤窑招临时工，不用身份证，工钱给得多，就是活计危险，随时可能出人命。
第二天一早，他就跟着工友去了小煤窑。下井的那一刻，潮湿的空气裹着煤尘扑面而来，狭窄的巷道里伸手不见五指，只能靠着头顶的矿灯勉强看清路。井下的温度很高，汗水很快浸湿了衣服，他和其他工人一起，用铁锹铲煤，再用矿车把煤运出去，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
每次下井，他都抱着“能活着上来”的念头。巷道里偶尔会传来石块掉落的声音，每一次声响，都让他心跳加速，生怕自己会被埋在这黑暗的地下，连尸体都没人发现。可一想到家里生病的母亲和孩子，他又咬着牙坚持下去——这里的工钱，是他唯一能给家人治病的希望。
靠着小煤窑的高工钱，他终于能带小宝去私人诊所看病，给母亲买了些好点的止咳药。家人的病情渐渐好转，“马海燕”脸上的笑容也多了些，家里的气氛，终于缓和了一些。
可平静的日子，再次被一个意外打破。
那天他收工回来，刚走到棚户区的路口，就听到有人喊“王学礼”。他心里一紧，下意识地想躲，却被对方一把抓住胳膊。“真的是你啊，王老板！”对方拍着他的肩膀，语气里满是熟稔。
杨树彬抬头一看，瞬间慌了神——是之前在包头开棋牌室时，经常来打牌的“李老三”。对方怎么会在银川？还认出了他“王学礼”的身份？
“李老三，你怎么在这儿？”他强装镇定，把对方拉到偏僻的角落。
“唉，别提了，”李老三叹了口气，“包头的生意不好做，就来银川投奔亲戚，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你怎么也来银川了？还住这么偏的地方？”
杨树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赶紧编了个理由：“包头的生意亏了，欠了不少钱，只能来银川躲躲债，怕被债主找到，所以住得偏一点。”
李老三似信非信地点了点头，又说：“对了，前段时间包头警方还来我那儿打听你呢，说你涉嫌什么案子，让我看到你就报警。我看你不像是坏人啊，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杨树彬的后背瞬间渗出冷汗，强笑着说：“肯定是误会，我就是欠了点钱，没犯什么事。对了，我还有事，先走了，以后有空再聊。”
说完，他转身就走，几乎是逃着回了家。关上房门，他靠在门上，大口喘着气——李老三的出现，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他的身份危机。他不知道李老三会不会真的报警，也不知道警方会不会通过李老三，查到他在银川的落脚点。
“马海燕”看到他脸色苍白，赶紧问：“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杨树彬把遇到李老三的事说了一遍，声音里带着颤抖：“我们必须马上离开银川，李老三认识‘王学礼’，万一他报警，我们就完了。”
“马海燕”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说：“又要搬家？妈和小宝刚好转一点，怎么经得起折腾……”
杨树彬看着她，心里满是愧疚，却只能硬着心肠说：“我也不想，可我们没得选。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
当天夜里，他们再次收拾行李，趁着夜色，悄悄离开了银川的棚户区，坐上了去兰州的火车。火车上，母亲和孩子都睡着了，“马海燕”靠在他的肩膀上，一言不发。杨树彬看着窗外漆黑的夜色，心里一片茫然——这是他逃亡路上的第五次搬家，下一个落脚点在哪里？他不知道，也不敢想。
而此时，包头警方已经从李老三口中得知了“王学礼”在银川的踪迹，虽然晚了一步，没能抓到人，却顺着火车线路，锁定了兰州的方向，继续追查下去。
逃亡的路，依旧漫长而艰难。杨树彬抱着怀里的儿子，感受着他均匀的呼吸，心里默默告诉自己：无论多难，都要带着家人活下去，哪怕前方是刀山火海，他也只能一往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