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最寒冷的日子似乎过去了，日内瓦湖面的冰层开始变薄，偶尔能看到水鸟的踪迹。但维韦别墅内的气氛，并未随着天气转暖而真正解冻。那种弥漫性的、对故国的忧思，已经从最初的尖锐阵痛，转变为一种慢性而持久的隐痛，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米哈伊一世的变化是内敛而深刻的。他话更少了，脸上的线条仿佛被时光和愁绪雕刻得更加坚硬。他花在书房里的时间越来越长，但并非无所事事。他开始系统地整理东西——不是王室的财物，而是记忆和知识。他找出了从布加勒斯特带出来的、数量有限的私人文件、相册，还有他父亲埃德尔一世留下的一些零散笔记和回忆录手稿。
这项工作起初进行得很缓慢，每一次翻开相册，看到那些穿着军装或礼服、背景是佩莱斯王宫或科特罗切尼宫的照片，都会引发一阵长时间的怔忡。照片上那些意气风发、笃定自信的面孔，与现实中这个流亡异国、前途迷茫的自己，形成了残酷的对照。但他强迫自己继续下去。
他开始伏案写作，不是回忆录——他认为时机远未成熟——而是更为私人化的东西：日记，以及对某些历史事件的个人注解和反思。他用严谨、克制的笔触，记录下他对父亲某些决策的理解，对二战中艰难抉择的再思考，对齐奥塞斯库崛起过程的观察与分析。这像是一种自我的疗愈，也是一种与过往的对话，试图从家族的跌宕命运中，梳理出某种脉络和意义。
“你在写什么，爸爸？”安娜有一次走进书房，看到他正对着一份旧地图出神。那是他亲手绘制的一幅罗马尼亚简化资源与交通图，上面还有一些细密的标注。
米哈伊没有抬头，手指轻轻划过喀尔巴阡山脉的轮廓。“只是在确认一些……记忆。”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一个统治者，必须了解他的国家，每一寸山河，每一分潜力。埃德尔父亲教我的。”
安娜看着父亲专注而落寞的侧影，心中酸楚。她知道，父亲并非在确认记忆，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对抗遗忘，对抗那种与祖国土地被强行剥离的痛苦。这幅地图，这些笔记，是他与罗马尼亚之间，最后的精神脐带。
玛丽王后的适应方式则更为具体和生活化。她开始更深入地打理这个临时的“家”。她学习烹饪更多的瑞士菜式，也坚持在餐桌上保留一两道罗马尼亚风味。她甚至在别墅后院开辟了一小块花圃，向当地人请教，种下了一些能在瑞士气候存活的、在罗马尼亚也常见的花卉幼苗。她蹲在泥土边，小心翼翼地侍弄着，仿佛通过这些根植于土壤的生命，能获得一丝微弱而实在的慰藉。
“看，它们发芽了。”有一天，她带着一丝难得的、真实的微笑对米哈伊说。
米哈伊看着妻子沾着泥土的手和那几株柔弱的绿芽，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暖流。他知道，玛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试图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象征性地扎下一点点“根”，哪怕这根系是如此脆弱。
与此同时，安娜的躁动逐渐转化为一种更为实际的行动。她开始更积极地学习法语和英语，阅读大量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学书籍。她不再仅仅愤怒，而是开始思考：一个现代君主制（如果还有未来）应该如何定位？在失去政治权力后，王室能为国家提供什么样的价值？她与父亲讨论，有时甚至会争论。米哈伊惊讶地发现，女儿在流亡的磨砺中，思想正在迅速成熟。
“我们不能只活在过去，爸爸。”安娜在一次讨论中坚定地说，“即使我们回去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回去——罗马尼亚也不再是离开时的罗马尼亚。我们必须准备好面对一个新的国家。”
米哈伊沉默地听着。他知道女儿是对的。流亡，不仅仅是失去，也可能是一种被迫的沉淀和思考。他们失去了王位和家园，但家族的命运似乎依然与那片遥远的土地紧紧捆绑。对故国的忧思，是压在心口的巨石，却也成了驱动他们不被遗忘、不敢沉沦的最后力量。
他再次将目光投向书房墙上那幅巨大的世界地图，罗马尼亚的位置被他用铅笔轻轻圈出。身体被困在瑞士维韦的这栋别墅里，但他的灵魂，他的责任，他所有的思绪，日日夜夜，都跨越千山万水，萦绕在那片他再也无法踏足，却注定要为之魂牵梦绕一生的故土之上。根，已断；但地图，早已刻入骨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