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日头把土路晒得发白，老郑蹲在小卖部门槛上，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烟盒纸，上面用铅笔头划着道歪歪扭扭的杠。他数到第三遍，还是觉得不对——这月的账算来算去，总差着五十块，像是被日头晒化了，凭空没了影。
“郑叔，给拿袋辣条。”村西头的狗蛋举着块钱凑过来，鼻尖上沾着汗。老郑抬头看了眼，把烟盒纸塞回裤兜，起身掀开柜台下的玻璃柜。辣条袋在柜角堆得歪歪扭扭，他扒拉半天，才扯出袋“酒鬼”牌的，递过去时手晃了晃，玻璃柜上的酱油瓶跟着颤了颤，瓶身的标签褪了色，“龙口酱油”四个字只剩个“龙”字还清晰。
狗蛋捏着辣条跑了，塑料纸撕开的“刺啦”声飘得老远。老郑重新蹲回门槛上，从腰后摸出旱烟袋，烟丝是前几天从镇上集市上买的，掺了不少碎末，抽起来呛得慌。他对着日头眯起眼，看见村口的老槐树晃了晃，树影在地上挪了寸，像极了十多年前那个半夜，李伟站在这棵树下，搓着手跟他借钱时的样子。
那是二〇一〇年的冬天，雪下得比往年都大。老郑记得清楚，那天他刚把小卖部的门板上了一半，就听见村口传来“突突”的摩托声——不是村里常见的嘉陵仔，是辆出租车，车头灯在雪地里晃得人眼晕，停在老槐树下时，车轮碾得积雪“咯吱”响。
车门打开，先下来个裹着军大衣的司机，嘴里骂骂咧咧：“妈的，这破路，差点陷进去。”接着，李伟从副驾上跌下来，脚刚沾地就打了个趔趄，身上的夹克衫脏得发亮，头发上落着雪，一甩头，雪沫子掉了满脸。
“郑哥！”李伟看见小卖部的灯，眼睛亮了亮，拖着步子往这边挪，“郑哥，救个急！”
老郑把手里的门板放下，抄起墙根的扫帚扫了扫门槛上的雪：“你咋这时候回来？还打出租？”他跟李伟不算熟，只知道是邻村云山的男人，常年在外头晃，偶尔回村，也总缩着脖子躲人，听说欠了一屁股债。
“别提了，”李伟搓着手往屋里凑，哈出的白气在脸前绕了圈，“在县城赌输了，身上一分钱没有，司机师傅不送，好说歹说才拉到村口……”他回头看了眼出租车司机，司机正靠在车头上抽烟，眼神像刀子似的剜他。
老郑心里咯噔一下，隐约知道他要干啥。果然，李伟往柜台前一蹲，双手往柜面上一搭，声音压得低了些：“郑哥，你先借我二百块，给了司机师傅，我过两天就还你。”
“二百？”老郑皱了皱眉。那会儿小卖部一天的营业额也就百十来块，二百块不是小数。他瞥了眼李伟，见他眼窝陷着，颧骨老高，下巴上的胡茬上还挂着冰碴，倒真不像装的。
“就二百，”李伟点头如捣蒜，“我家云山手里有钱，等我回去拿了就给你送过来，绝不拖欠！”
老郑没说话，转身从柜台下的铁匣子里翻钱。铁匣子是他年轻时从供销社淘来的，锁早就坏了，用根铁丝缠着。他数出两张皱巴巴的十块，又数了十八张五块的，凑够二百，往柜面上一放：“我可告诉你，这是我进货的钱，你得赶紧还。”
“知道知道！”李伟一把抓过钱，揣进怀里就往外跑，跑到出租车旁，把钱塞给司机，嘴里还说着“多谢师傅”。司机数了数钱，瞪了他一眼，钻进车里，“突突”声又响起来，车屁股冒着黑烟，很快消失在雪地里。
李伟站在雪地里，看着车没影了，才转身往村里走，走了两步又回头，冲老郑挥了挥手：“郑哥，过两天就还你！”
老郑“嗯”了一声，没再理他。他重新拿起门板，往门框上扣时，听见雪地里传来李伟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像是要把肺咳出来。
那之后过了三天，没见李伟来还钱。又过了一周，还是没动静。老郑心里犯嘀咕，趁着去邻村赶集，绕到云山家院外看了看。院门关着，院里静悄悄的，只有只老母鸡在墙根刨食。他犹豫了半天，还是没敢敲门——他知道云山是个老实人，前两年李伟赌输了钱，把家里的粮食都拉走了，云山抱着孩子在村口哭，全村人都听见了。这时候去要钱，不是往人家心上扎刀子吗？
他回了小卖部，从抽屉里翻出本旧账本，在最后一页写下“李伟，二百元”，旁边画了个小圆圈。他想，等李伟缓过来了，总会记得的。
可这一等，就等了三年。
这三年里，老郑没再见过李伟。倒是云山来过两回小卖部，给孩子买作业本，或是买袋盐。每次来，她都低着头，说话细声细气的，付完钱就赶紧走。老郑看着她手里攥着的毛票，总把“还钱”两个字咽回去——有回他看见云山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旧棉袄，孩子跟在身后，鞋上还露着脚趾头，他实在张不开嘴。
第四年开春，村里传话说，李伟在外面跟人打架，把人打伤了，被抓进去了。消息传到老郑耳朵里时，他正给货架补糖块，手一抖，糖块掉了一地。他蹲下去捡，捡着捡着就愣了——李伟进去了，这钱，还能要回来吗？
没过几天，云山真来小卖部了。她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只是眼睛红肿着，像是刚哭过。她没买东西，就站在柜台前，看着老郑。
“郑叔，”她开口时，声音有点抖，“我听说……你前几年借过钱给李伟？”
老郑心里一紧，点了点头：“也不算借，就是他那天打出租，差了点钱。”
“是二百块吧？”云山从口袋里掏出个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些零钱，有五块的，有一块的，还有不少一毛两毛的，“这几年我攒了点，不够，我再去借借，凑够了就给你送来。”
老郑看着那堆零钱，心里堵得慌。他把布包推回去：“不用，云山，这钱不急，你先拿着给孩子买点东西。”
“不行，”云山把布包往柜面上一放，眼圈红了，“李伟欠的债，不能让他赖着。他对不起我，不能再对不起你。”她顿了顿，又说，“我去县城打零工，一个月能挣三百，省着点花，过阵子就能凑够。”
老郑没再推。他知道云山的性子，认死理。那天晚上，他把云山给的零钱数了数，一共八十六块五。他把钱放进铁匣子，又在账本上“李伟”那行旁边，画了个小三角。
从那以后，云山每个月都来小卖部一趟，每次都带些零钱，有时三十，有时二十，最多的一回带了五十。她不说自己在县城干啥活，老郑也不问，只每次她来，都给她装袋刚炒的瓜子，或是给孩子拿块糖。
有回云山来，手上贴着块创可贴，指缝里还沾着水泥。老郑看着心疼，从柜台下拿出瓶碘酒递给她：“擦擦吧，别感染了。”
云山接过碘酒，小声说了句“谢谢”，低头擦的时候，老郑看见她手腕上有道红印，像是被什么东西勒的。
“郑叔，”她擦完药，把碘酒递回来，“我听说你这小卖部要盘出去？”
“嗯，”老郑叹了口气，“年纪大了，干不动了。孩子在县城买了房，让我过去住。”
“那你啥时候走？”
“过了秋收吧。”
云山点点头，没再说话，转身走了。老郑看着她的背影，见她走得很慢，肩膀微微垮着，像扛了什么重东西。
秋收刚过，云山真把剩下的钱凑够了。那天她来的时候，手里攥着张崭新的一百块，还有些零钱。“郑叔，”她把钱放在柜面上，脸上带着点笑，“凑够了，二百块。”
老郑数了数，不多不少，正好二百。他把钱放进铁匣子，又翻开账本，在“李伟”那行后面画了个勾。画完，他突然想起啥，从货架上拿下袋饼干：“给孩子带回去吧，刚进的。”
云山推辞了半天，还是收下了。她拿着饼干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郑叔，你去了县城，要是有啥难处，就跟我说。”
老郑笑着点点头：“好。”
看着云山走远了，老郑把账本合上，放进抽屉最底下。他以为这事儿就算了了，却没想到，十年后，还能再扯上关系。
今年开春，老郑真打算把小卖部盘出去了。他年纪大了，腰不好，蹲久了就直不起来，孩子也催了好几回，让他赶紧去县城。他把货架上的东西清了清，能退的退了，不能退的就便宜卖给村里人。
就在他准备拆招牌的前一天，王建军来了。
王建军是云山现在的男人，老郑认识。前几年云山带着孩子嫁给了他，听说他人不错，对云山和孩子都挺好。王建军没穿外套，就穿件蓝衬衫，袖口卷着，露出结实的胳膊。他进了小卖部，看了看空荡荡的货架，又看了看老郑。
“郑叔，”他开口时，声音挺亮，“我听云山说，你要走了？”
“嗯，”老郑点点头，递给他把椅子，“孩子催得紧，去县城享福。”
王建军坐下，没说话，从口袋里掏出盒烟，递了根给老郑。老郑摆摆手：“我抽旱烟。”王建军把烟收回去，自己点了根，抽了口才说：“郑叔，有件事，我得跟你说说。”
“啥事？”
“就是……前几年，李伟欠你的那二百块钱。”王建军看着老郑，“云山把钱还给你了，是吧？”
老郑愣了愣，点点头：“是啊，早还了。”
“其实那钱，不该让云山还。”王建军掐灭烟，又点了一根，“李伟欠的债，跟她没关系。”
老郑没说话。他知道王建军的意思，可云山当时那股子执拗劲儿，他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打听了，”王建军又说，“李伟去年从里面出来了，在县城工地上搬砖。我去找过他，让他来给你道个歉，把钱还给云山。”
“他来了？”
“没来，”王建军叹了口气，“他说他没钱，还说那钱是他借的，跟云山没关系，不用云山还。”
老郑笑了笑：“这小子，倒还有点良心。”
“不是良心，是浑。”王建军皱了皱眉，“他说他欠的债多了去了，不差这二百。我气不过，就跟他吵了一架。”
老郑看着王建军，突然觉得这男人实在。他从铁匣子里拿出那张画着勾的账本，递给王建军：“你看，都记着呢，早清了。”
王建军接过账本，翻到最后一页，看了看“李伟，二百元”那行，又看了看旁边的小圆圈、小三角和勾，没说话。
“其实吧，”老郑拿回账本，往抽屉里放，“云山还不还，都一样。她还了，心里踏实；我收了，也踏实。至于李伟……他要是有良心，就自己好好过日子，别再连累人。”
王建军点点头，站起身：“郑叔，你说得对。我就是觉得，云山太苦了，不该再替他扛这些。”他顿了顿，又说，“这小卖部，真不打算开了？”
“不开了，”老郑也站起来，“年纪大了，干不动了。”
“那这房子……”
“租给村东头的二柱子了，他想开个化肥店。”
王建军没再说话，走到门口，又回头：“郑叔，明天我送你去车站吧。”
老郑笑着摇摇头：“不用，二柱子说他送我。”
王建军走后，老郑蹲在门槛上，又摸出旱烟袋。日头慢慢往西斜，把老槐树的影子拉得老长，落在小卖部的门板上，像幅模糊的画。他想起十年前那个雪夜，李伟站在雪地里咳嗽的样子，又想起云山每次来还钱时，那双通红的眼睛。
第二天一早，老郑收拾好东西，就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裳，还有那个旧铁匣子。二柱子骑着三轮车来接他，把帆布包往车上一放，就招呼老郑上车。
刚要走，就看见村口跑过来个人，是云山。她手里拿着个布包，跑得满头大汗，看见老郑就喊：“郑叔，等一等！”
老郑让二柱子停下车。云山跑到跟前，把布包递给老郑：“郑叔，这是我自己做的鞋垫，棉的，你带着，路上穿。”
老郑接过布包，摸了摸，厚厚的，软软的。他笑着说：“谢谢你啊，云山。”
“应该的，”云山笑了笑，眼睛弯成了月牙，“郑叔，到了县城，好好保重身体。”
“哎，好。”
二柱子蹬着三轮车，慢慢往村口走。老郑坐在车上，手里攥着布包，回头看时，看见云山还站在小卖部门口，挥着手。小卖部的招牌已经拆了，只剩下光秃秃的门框，在日头下晒着。
快到车站时，老郑突然想起啥，从帆布包里拿出铁匣子，打开，把里面那张“李伟，二百元”的账本撕下来，揉成一团，扔在了路边的草丛里。
风吹过草丛，“沙沙”响，像是有人在叹气。老郑看着远处的日头，觉得心里亮堂堂的——这小卖部开了一辈子，欠的账，还的账，记了一本子，如今总算都清了。往后去了县城，不用再蹲在门槛上数钱，不用再记账本，也挺好。
二柱子蹬着车，嘴里哼着小曲。老郑靠在帆布包上，眯起眼，阳光照在脸上，暖乎乎的。他想起云山做的鞋垫，摸了摸布包，又笑了——这日子啊，就像这鞋垫，厚厚的，软软的，只要心里踏实，就啥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