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铭预想过很多种抵达的场景：或许是冷清的街道，或许是组织部一个办事员的例行公事。
但他看到的，是在那栋略显陈旧的县委大楼前，静静站立着的一排人。
为首的，是一位五十岁左右、面容黝黑、神情精干的干部，他身旁，则是一名身着笔挺陆军常服的军官，身姿如松，气势沉稳。
他们身后，是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的主要领导，所有人都表情肃穆，阵容整齐。
车子刚一停稳，为首的干部便立刻上前，为杜铭拉开了车门。
“杜书记，欢迎您来到山南！我是县长马国梁。”
马国梁的脸上，没有了当初在省城时的那份复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边疆干部特有的质朴与真诚。
“让同志们久等了。”杜铭微笑着回应。
那位上校军官也上前一步，向杜铭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声音洪亮如钟：“杜书记，山南县边防团团长，龙卫！向您报到！”
“龙团长，辛苦了。”杜铭与他握手，能清晰地感觉到对方手掌中那厚重的、属于军人的力量。
杜铭知道，这场看似简单的迎接，意义非凡。它代表着山南县这个特殊的“军政一体”权力结构，对他这位新任一把手的正式接纳。
在县委的小礼堂里，一场简单而庄重的欢迎仪式随即举行。
省委组织部的两位领导，专程陪着杜铭翻越雪山而来，就是为了这场任命的交接。这本身，就彰显了省委对此次任命的极度重视。
一位副部长亲自宣读了省委的任命文件，随后，他看着台下加起来不过百余人的全县科级以上干部，语气变得格外郑重。
“同志们，山南县，是我省乃至我国的西南前哨，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省委决定，派年富力强、能力出众的杜铭同志来担任县委书记，就是希望他能带领大家，在这片光荣的土地上，闯出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省委对杜铭同志，寄予厚望！也希望山南县的全体军民，能全力支持杜书记的工作！”
杜铭没有讲稿，也没有客套。
“同志们，”他开口，声音清晰而有力，“从今天起，我就是山南人了。我来这里，不为镀金，不为升官，只为一件事——让我们山南县这两万父老乡亲，能过上和山外面一样，甚至比他们更好的、有钱赚、有盼头、有尊严的安稳日子！”
话音落下，台下响起了一阵不发自真心的掌声。
欢迎仪式结束后，是第一次县委常委会。
杜铭坐在会议室的主位上，第一次真正看清了自己这个“班子”的构成。县长马国梁、人大主任、政协主席……以及坐在他右手边，始终腰杆挺直的边防团团长、县委常委龙卫。
杜铭这才真切地理解到，山南县，是一个怎样特殊的存在。
全县常住居民，不过两万人。而驻扎在这里的边防团，就有两千名官兵。
军民比例，高达一比十。这意味着，军队，是这个县社会结构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而龙卫这位团长，绝不仅仅是一个军事主官，更是地方治理中，拥有强大话语权的核心决策者之一。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便是县长马国梁向新任书记汇报县里的基本情况。
“书记，我们山南县的基本情况，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马国梁的脸上，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第一句是：老天爷赏了我们一碗金饭碗。”
他介绍道：“我们这里，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海拔只有两千多米，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是全省最好的天然牧场。山里，还盛产各种珍贵的药材和高山茶叶。按理说，我们守着的是一片世外桃源，发展农牧业和旅游业，本该富得流油。”
他顿了顿，叹了口气，说出了第二句话：“但第二句是：老天爷又在我们家门口，栓了条恶犬。”
他的手指，重重地，点在了地图上那条蜿蜒曲折的红色国境线上。
“我们与邻国阿三，有长达一百多公里的边境线，而且是情况最复杂的那种。那边，时时刻刻，都在搞小动作。”
一直沉默的龙卫，接过了话头。
“杜书记，具体来说，是袭扰。他们的巡逻队，三天两头越界。我们的牧民，牛羊被抢是常事，人被打伤也时有发生。我们想修一条沿边的公路，今天刚铺好路基，明天就发现被人为破坏了。前年，省里支持我们搞了一个高山茶场的试点，请了专家，育好了苗，结果一夜之间，茶苗被人拔光，水管全被砍断。”
马国梁补充道：“我们先后找了七八家外地客商，想来投资，但只要一听说这里的情况，都打了退堂鼓。没人愿意在一个随时可能发生冲突的地方，投资建厂。久而久之，我们山南，就成了全省唯一一个，没有任何像样产业的县。老百姓只能靠国家补贴和自己种点青稞土豆，勉强度日。”
龙卫的拳头，无声地握紧了：“我们的任务，是守土。但上级的命令是，不开第一枪，避免事态升级。我们能做的，就是驱赶、对峙。这种打不还手的仗，打得憋屈！眼睁睁看着老百姓受欺负，我们这些当兵的，心里有愧啊！”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杜铭终于明白了。山南之困，不在于穷，而在于“不安”。这是一个发展与安全被死死捆绑在一起的死结。没有安全，就谈不上发展；而没有发展，贫穷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不安全。
历任的县委书记，都试图将这两个问题分开解决。搞经济的，专心招商引资；搞军事的，专心边防巡逻。结果，经济的盘子，永远被安全的短板所拖累，最终一事无成。
杜铭看着地图，听着龙卫和马国梁的汇报，他的脑海中，身为赵贞吉的那些尘封的记忆，被瞬间激活了。
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数千年，专门用于解决边疆问题的古老国策，浮现在他的心头——屯垦戍边。
但杜铭知道问题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为什么不能像古代西北边境那样搞屯田戍边呢？”杜铭试探的问到。
“第一个问题，人少，线长。”马国梁回答到。
“我们与阿三国的实控线，长达一百一十三公里。而我们全县，刨去县城和后方乡镇的，真正生活在这条边境线附近的居民，不足五千人。平均下来，一公里战线，不到五十个老百姓。这点人，撒下去，连个水花都看不见。别说形成防御了，连互相照应都做不到。”
一直沉默的龙卫团长，站起身，补充道：“马县长说的对。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地形复杂，视野受限。”
他的手指，在地图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等高线和代表着森林的绿色区域上敲了敲。
“书记您看，这里，海拔从两千米到四千米，全是高山密林，沟壑纵横。别说人了，就是一支猴子组成的队伍，都能在里面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一个整编团两千名官兵，撒在这片林海里，也只能重点防守几个重要的山口和通道。
敌人如果派出一支三五个人的小分队，从任何一个我们监控不到的区域渗透进来，对我们那些分散的、手无寸铁的农庄或牧场下手后果不堪设想。”
“古代的屯垦，大多是在一马平川的戈壁草原。烽火台一点，十里之外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在我们这里，别说十里，就是一百米外，一颗大树就能挡住所有视线。一旦有事，信息根本无法快速传递。
等我们的快速反应部队赶到，黄花菜都凉了。所以，把老百姓分散到边境线上，看似是防守，实则，是把他们变成了孤立无援的人质。”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