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案犯全部落网后，警方在包头进行了初步审讯。
随后连夜将他们押解回哈尔滨市巡警支队七大队。
颇具戏剧性的是，办案地点位于上游街76号。
距离当年杨树斌犯下首桩命案的那个台球厅，仅有百米之遥。
抵达后，吴宏业与张玉良很快便供认不讳。
其间还有一段插曲。
张玉良在包头被抓获后，曾提出一个请求：
希望能再见妻子李红一面——正是那位手持菜刀与警方对抗的女子。
请求获准后，李红前来与他相见，二人抱头痛哭，可见感情颇深。
张玉良对她留下两句话：一是“好好照顾我们的孩子”，二是“不要再找我”。
李红果然听从了他的嘱咐。
三天后，当记者前去采访时，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这位性情刚烈的女子，以她一贯雷厉风行的作风，迅速将店铺低价转让，收拾行装便消失了踪影，此后再无音讯。
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张玉良坦言：
“其实我后来也不想再跟着杨树斌干了。
但之前分得的钱早已花光，我一直都在用他的钱。
他待我确实不薄，我也不忍心离开。
就当是报答他吧，这才一直陪他走到了最后。
但跟他在一起，我内心始终充满恐惧，深知他心狠手辣。
每次过年聚餐，他给我倒酒，我都不敢喝，就怕他在酒里下毒！”
而主犯杨树斌被捕后，始终缄口不言。
任凭审讯人员如何问询，他都一言不发，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
这时，许建国主动请缨：“让我来吧，我们是同学，我了解他。”
许建国走进审讯室，开口道：“老同学，好久不见了。”
这是两人在抓捕后的首次正式会面。
杨树斌抬眼打量着他，面露疑惑：“你是谁？我认识你吗？”
“我是建国，许建国啊！你不记得了？平房小学，咱们是同学啊！”
杨树斌仔细端详片刻，终于回想起来：“是你！想起来了，咱们两家住得还不远！”
“没错，咱们是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
两人就此打开了话匣子。
许建国将侦破此案的前后经过和盘托出，然后正色道：“树斌，事到如今，你说与不说，结局都已注定。
你没有任何机会了，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也已经不多。
无论对谁，你都应该有个真正的交代。”
这场两个“胖子”之间的心理较量，最终以“许胖子”完胜“杨胖子”告终——正如邪不胜正这一永恒定律。
在许建国的攻势下，杨树斌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最终将罪行一一供述。
然而在供述过程中，他始终大包大揽。
坚称所有罪行皆是自己所为，妻子戢红杰毫不知情。
有人或许会问：面对一个曾是风尘女子、婚后还背叛他的妻子，杨树斌为何还要如此极力维护？
其实这并非出于爱情，而是为了他们那年仅五岁的儿子。
他深知自己难逃一死，若戢红杰也被判处极刑，孩子将沦为孤儿。
然而，无论杨树斌如何辩解，戢红杰作为案件主犯之一的事实，早已无法掩盖。
在案件的最终阶段，吴宏业的结局颇为特殊。
早在被捕之前，他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自知时日无多。
常对人念叨“死也要死在老家”。
因此落网后，他反而显得异常平静。
被押解回哈尔滨后，他提出与家人见最后一面的请求。
警方出于人道主义予以批准。
至于协助办理虚假户口的马建华及其他相关人员，也相继被依法追究责任，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
此案的成功侦破，让许建国名声大振。
作为一名巡警，他凭借敏锐的直觉与执着的精神，破获了这起沉积多年、牵连数省的重大系列案件。
一时间成为警界风云人物，屡受表彰。
客观而言，若非他对旧日同窗的深刻了解与不懈追查，杨树彬等人或许仍逍遥法外，此案的侦破亦将遥遥无期。
作为对他杰出贡献的认可，许建国后来由支队队长晋升为哈尔滨市松北区分局副局长，可谓实至名归。
2013年5月23日，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以抢劫罪、故意杀人罪等判处杨树彬、张玉良、吴宏业、戢红杰四人死刑。
杨树彬、张玉良、戢红杰三人提出上诉。
而吴宏业因已病入膏肓，未提起上诉，不久后便在羁押期间因病情恶化离世。
2014年9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部分证据需进一步核实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015年5月20日，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后作出改判：
戢红杰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杨树彬与张玉良仍维持死刑判决。
杨、张二人再次上诉。
但吉林省高院于2016年2月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终，杨树彬与张玉良于2016年11月2日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至此，这起跨越多年的重大刑案终于落下帷幕。
然而，其中存在一个引人深思之处：
作为案件主犯之一，负责物色目标的戢红杰，为何能在二审中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
她并未有重大立功表现，法院所采信的理由，或许更多考量了她最初曾受胁迫的情节。
若将她与劳荣枝等案件相比较，其量刑尺度是否恰当？
这个问题，或许值得每一位关注此案的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