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金城
我于1942年6月考入国立三中，同年7月编入六年一贯制实验班，3年后升入高中。实验班的课程很紧，初、高中课程内容有重复的都合并了。三中校本部和高中部设在旅部大楼，这是当时铜仁最高的建筑物。大楼共5层，坐落在小的高坡上，大楼前是一空地，作为操场。大楼左右两边是两排二层木结构的楼，上层是寝室，下层是教室。主楼后面是大礼堂，又叫“抗建堂”，开大会、周会和演出活动都在这里进行。我们实验部初中班级设在火神庙（赤帝宫）。庙内大殿是学生住的地方。一律是木床，上下各住一人。大殿前有一长方形的庭院，是集合和晚点名的地方。大殿左边是伙房和饭堂。这个庙子象一个大四合院。这里环境幽静，是读书的好地方。
国立三中早期，师生多系流亡而来。随着岁月流逝，原流亡来的学生因升学、就业、参军逐渐减少，铜仁和附近地区各县的学生多起来。由于国立三中教学质量好，升学率高，所以不少名门富家子弟争相进入三中，当时刘专员、李旅长的儿子都在我们班上，其他班级也有类似情况。学校的文艺、体育活动也很活跃，是铜仁名符其实的最高学府。
当时，流亡学生及贫苦家子弟是靠贷学金维持生活的。根据学生的经济情况分甲乙丙等贷学金，如果功课不及格升不了班就取消贷学金。所以象我们这样的人非把功课弄好不行。学生如果两门主科或三门副科不及格，经补考又不及格，就必须转学。当时没有留级制度，缺额靠招收插班生补充。教师如教得不好，下学期就不聘请。
学校考试多。月有月考，期中有期中考，期末有期终考试，还有上课随时提问、还有背诵。课外有各种比赛，如英语讲演比赛、运动会、文艺演出比赛、劳动比赛等。我们六二级有个学生叫王勤策，参加了英语讲演比赛。主持讲演比赛的是一位姓董的老师，作最后发言的是一位英国教会女牧师，她说：“学习英语如同织布，一块布是由一根线一根线织起来的，一篇英文文章像一块布一样，由一个个单词、句子组合而成，只有记住了单词、句子，才能组成如布一样的文章。” 这个比臂至今已50多年，我仍然记得。
有一次足球赛，初三同学乐众，用头将球顶入了自己的大门，结果成了笑话，很多人碰到 “弄巧成拙” 的事称谓 “乐众顶球”。铜仁每次举行运动会，三中得的锦标（即锦旗）总是最多。每次演戏、宣传演出，不但自己看，还要到外地演出。《北京人》、《家》等剧目，皆闻名于铜仁周围各县。
国立三中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比我在儿童教养院时好一些，因为，教养院靠施舍，国立三中有较固定的经费。当时没有自来水，饮用水要下河挑，洗衣服要下河。伙食一日三餐，青菜萝卜、大米饭尚有保证，逢大节日还打“牙祭”，后来物价上涨，吃饭才紧张，有时吃不饱。要想吃两碗时就将第一碗尽量装少点，很快吃完再盛第二碗；如果吃不上第二碗，就将第一碗压紧装满。这是我和同学张维武总结出的“吃饭经验”，我吃饭的速度因此练快了。国立三中有统一的校服，是美援“咔叽”布料做的，高中发的是兰色长袖装，初中学生是短童子军装。我入三中时已没有发了，原因是布的来源没有了。老师们关心我们的学习，也关心我们的生活。我的被子和衣服都是在儿童教养院时发的，都已破旧，补丁盖补丁；铺的是光席子上加一张床单。衣服烂了都要自己补，因此我自幼就学会了缝补衣服；鞋子破了也自己补。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涂式凡先生，曾送给我两件衣服、两双鞋子。四年中，我没有买过一件衣服一双鞋子。寒暑假时，有家的回家了，我们无家可归的学生，没有地方可去，我四年中回过一次儿童教养院，还同张海金同学找点有收入的工作做，凑点零花钱。学生理发，当时都剃光头，同学互相剃，手艺最好的是李志钧和李贯杰，他俩剃得不疼又不会割口子，其他同学的手艺就差劲了。自习没有电灯，用桐油灯照明。我有幸被选中管理桐油灯。这4年，生活虽很艰苦，但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培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即1946年6月，流亡来的师生相继还乡。我与同班同学赵金鉴、周木林、李贯杰结伴到了河南。我回河南后，在省立禹县中学完成了高二高三的学业，于1948年6月毕业。学校系新成立，时值内战高潮，这两年学的东西并不多，我的知识主要是国立三中时学到的。1948年11月，开封第二次解放，我考入了当时二野办的中原大学医学院，从此我踏入了从医的人生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