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 沧
周邦道校长是民国时期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第一名，人称民国时期的“状元郎”。报上登载他口试时，考官问他的志向，他答曰：“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1938年，日寇侵占我国沿海大片土地，他奉命在长沙、汉口两地收留沿海沦陷地区的流亡学生来铜仁入学，并于1938年4月正式开学。当时我们正是风华正茂的英俊少年，面临民族危机、国破家亡之时，庆幸能以三中为家，老师为父母，周校长乃为2000师生员工之家长。校长治校有方，每星期一，召集高中、初中、师范三部师生作一周来的学校情况通报，并布置近期内为学校活动诸事。会上还请对国事有所研究的老师作报告，以鼓励师生对抗战胜利的信心。老校长生活简朴，十分关心和热爱师生，兢兢业业，为办学操劳。他没有任何官架子，我们学生从贵阳军事训练回校，他步行十数里来迎接。我于1940年高师毕业，这年他亦被迫离开了学校。他扶病与全校师生话别，坐在一条板凳上说：“为了学校，母亲病死也没有能回去。”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他无愧于全校师生。他讲时声音哽咽，师生流泪不止。他后调重庆考试院作参事，在重庆的同学常去看他，生活清贫异常，由我班姚燮恩等同学发起募捐资助。周校长当时勉强接受，后逐一归还。
学校教学水平甚高。我们师范部虽然数、理、化、英语等课程较高中部少开很多，但仍请清华、北大毕业的老师来教我们。全班40余人，考入大学读书的有14人；高中部的升学率也在90%以上，执当时国立中学升学率之牛耳。这与周校长办学有方，老师们辛勤教学是分不开的。
我们高师一年级时的级任导师为赵涤隐老师。他留学法国学文艺，担任语文课教学。他教学认真，很多课文自己先背熟，然后用一手漂亮的板书要我们抄。例如：背诵易君健的诗：“赤日炎炎正当空，芦沟桥头血飞红，拼将鲜血抗暴日，血光还比日光红……”，《伤兵颂》“伤疤斑斑美如花，带着伤疤报国家…… …”。背诵时感情丰富，眼中闪着泪花。可惜被人告状，说他在班上称蒋介石为老蒋而被逼走。直到现在，我们仍十分怀念他。我们毕业时级任导师是朱正清老师，兼教数学。除教好课文外，他还常常解算一些数学难题，还讲过初等微积分，使同学得益匪浅。其他如英语老师万君和、化学老师端木和、物理老师徐佩璵、教育学老师王若竺、……都是造诣很深，教学有方的好老师。部主任吴学增是原江苏省常州中学（省重点）校长，对学生亦视为子弟。这些好的学生、好的领导、好的老师，似应载入学校的史册中。
我们高师1940年毕业的一班叫“复兴级”。这个班名是钱时选同学提出来的，意思是要学“毕业歌”里肩负起国家的复兴。全班毕业时有48人，在毕业的晚会上，大家都说了些豪言壮语。全体一致的意见，即在胜利后的50年在金陵相聚。这一点已实现了。我们已在常州、南京聚会过两次。1993年相约在苏州或无锡相聚，届时美国及台湾的同学已来信要求赴会。
我们“复兴级”同学的关系亲密，超过了亲姊妹兄弟。当时在三中读书时，就像一群孤儿相亲相爱，朝夕相聚，相互抚慰，相互帮助。记得有一次任鸿安病了，在教室相连的两床病室中休养，女同学常为他叠被洗床单。朱福安手上生了红丝疔，钱顺林一晚未睡，先用布扎紧朱手臂，清晨同去福音医院治疗，李周芳生病住院，同学轮流守护。沈禹昌病了，全身疼痛，谈维贤为他按摩等等，真是亲密胜于骨肉同胞。这一班同学亦很用功，清晨以近邻杀猪叫为信号，五更起身读书，所以我们班级的所有同学，大部分服务于教育界。有的已成为国内外着名的数学家、画家、教授、科技人员、名医、教育家，像储凤书、朱玉真等虽年过七十，仍在为培养下一代孜孜不倦地夺回他们失去的黄金年华……。
（沈禹昌（雨沧），男，上海宝山人。1940年国立三中师范部高师第三班毕业。曾任江苏太仓纺织工业学校校长。退休前在国家地震局地震研究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