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举
1941年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年代！该年12月7日，日本鬼子在太平洋偷袭珍珠港得逞后，气焰更加嚣张了。江口，这个交通闭塞、贫困落后的小县城，也同样免不了受到战争的震撼。国立三中江口分校的生活，比以往更加艰难困苦了。
本文所要重墨叙述的，正是这段困苦生活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是来自“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湖南浦市教养院”的10个少年学子，最大的15岁，最小的才13岁。他们的家乡都被日本鬼子占领了。为了不愿在敌人的铁蹄下过奴隶般的生活，他们于1938年离弃家园、告别父母，只身来到了湖南，漂泊异乡。当地老百姓都同情地呼他们为“难童儿”。当他们从浦市教养院小学毕业后，就由院方派人护送来到铜仁报考国立三中。幸好10位同学均被录取，时为1941年秋。
录取名单张榜公布后，这10位同学就由王先生护送来到铜仁，而王先生随即就返湖南去了。他们10人则徒步从铜仁去到江口，等候开学。此时，距开学的时间尚有一个月。按照学校规定：新生在开学报到后，学校开始膳食供应。可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于是生活便陷入了危机。正当走投无路时，江口分校学生假期服务团的赵继昌、高光大等同学，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找到了江口徐县长请求给予救济。徐县长极富同情心，当即给予了妥善安排。10位同学给田粮管理处抄写单据（不计数量，尽力而为）。田管处则给他们缴纳膳食费，在江口分校搭伙。一个月的抄写，除去膳费外，尚略有余余，这又顺便解决了他们开学后所需的笔、墨、纸张等问题。真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哪！同学们心中的兴奋之情，实在是难以言喻了。
10位“难童儿”离开教养院来铜仁时，正值七月份大热天。因此，每人除身上穿的一套单衣短裤外，另外就只备有一套换洗衣服。此外，每两人合带一床夹被及一床作盖用的单幅小垫单，这就是他们所有的“家当”了。王先生说是专程回教养院给他们领取冬用衣被及其他物品的，但迟迟又没有音讯。经与教养院联系，方知衣被等物早已运出。从时间上计算，东西应该早收到了，可就是不见王先生的踪影。后来才知道王先生将东西拐卖而逃了。这真是“屋漏又逢连夜雨”，苦煞了这10位“难童儿”了！
岁月似箭，转眼寒冬降临。老天爷似乎硬要与10位少年作对似的。这年，江口的冬天来得特早、特冷。一进入11月，那鹅毛大雪就铺天盖地而来。那凛冽的北风，怒吼着硬想要把人刮倒似的。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10位少年穿的仍然是单衣、短裤，打赤脚穿草鞋……。
江口县红岗山下有座古庙名叫香山寺，由于年久失修，断壁颓垣，这就是我们分校学生的宿舍。冬天住在里面，与住在荒郊野外差不多，风从四面刮来，感到刺骨的寒。一到夜晚，狂风从各个缺口冲进空旷的殿堂，呼呼呼地迥旋、咆哮。那些盖着厚厚的棉被、棉衣、大衣、毛毯的同学，尚且冷得卷缩做一团，这10位尚盖着一层夹被的“难童儿”，还能够不冻透脊骨吗？当夜深人静时，周围会传来一阵阵均匀的鼾声；可是不时也会听到一阵悲凉的“唉哟”声。这是“难童儿”的腿冻得抽筋而发出的呻吟声啊！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10位同学，不屈不挠，不卑不亢，毅然自立于校园，端坐于课堂。他们用顽强的毅力，与严酷的环境进行较量。他们与本班其它50位同学一起，专心致志地听老师讲课、做作业、干公务、上山砍柴等。他们不怨天、不尤人，自立自强，奋发攻读，以求有所造诣，来日好报效祖国。虽然他们的脸色比其他同学更清瘦、苍白一些，但两眼仍炯炯有神。一个学期结束了，他们不但无一人补考，而且总分都还不错，能排在全班前部分名次中，全班考第一名的，竟出自这10人之中。
1942年初，江口分校奉命迁回了铜仁。
随着岁月的推移，时代的变迁，这10个同学中有的因劳累过度而病逝了，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有的投笔从戎，先后参加了青年远征军和青年军，准备与日寇决一死战；有的留校继续深造，为日后的事业打下更牢固的知识基础。生活就是这样把他们推向了各自不同的人生旅途。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了，举国上下欢舞高歌！这10位同学中，有的返回了故乡；有的仍留在贵州；有的先后考取高等院校；有的直接参加革命，驰骋疆场。他们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为人民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国立三中，对开拓黔东乃至贵州的文化教育事业，都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能有幸就读于国立三中，实乃人生莫大的缘份。母校的培育之恩，将永世难忘。
10位少年学子，如今健在的尚有7人，均已年逾花甲，都列离退休行列了。愿他们万事如意，健康长寿！
注：当时的十位同学是：
刘书正 王应举 吴鸿章 桑绍哲 吴天增
方文俊 梅振立 于国印 杨国俊 吴德润
王应举，男，1941年进入国立三中六年一贯制第二届。通讯处：贵州都匀黔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邮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