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药品扣留危机的成功化解，让林枫在部内的威信达到了新的高度。但林枫清醒地意识到，一次成功的危机公关，远不足以从根本上扭转中医药国际化面临的系统性困境。要想真正“破局”，必须从制度层面着手，建立长效机制，将应对个案的成功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成果。
履新发展规划司司长后，林枫手中掌握的资源和协调能力已非昔日可比。他决定利用这一优势，推动一项更具战略意义的制度创新。在向部领导汇报下一步工作时，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牵头建立“中医药国际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并配套设立“中医药产品国际化协作服务平台”。
“部长，这次跨境危机暴露出我们在国际规则博弈中信息不对称、协调不及时、资源分散的问题。”林枫在汇报中条分缕析，“单一部门、单一企业应对国际贸易争端，力量薄弱，成本高昂。我们必须整合力量，变被动应对为主动谋划，变单打独斗为协同作战。”
他展示了一份详尽的方案：联席会议拟由发改委牵头，商务部、卫健委、药监局、海关总署、中医药局、外交部等相关部委参加，定期沟通情况，研判风险，协调立场。协作服务平台则依托现有信息化系统升级，整合法规标准数据库、海外市场信息、专家智库、法律服务等资源，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合规咨询、风险预警和应对支持。
“这个平台的关键在于‘动态’和‘前瞻’，”林枫强调，“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救火，要能提前研判不同市场的政策动向，指导企业做好合规准备，甚至主动参与和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
方案在部内引起了激烈讨论。有支持者认为这是提升治理能力的创新之举；也有质疑者担忧协调难度大，容易流于形式；更有人暗示这会不会是发展规划司在“扩权”。
面对不同声音，林枫没有退缩。他首先争取到了部主要领导的初步支持。随后，他开始了艰苦的“磕钉子”式的协调工作。那段时间，他的日程表排满了与各相关部委对口司局的沟通会议。
在商务部，他重点阐述平台对帮助企业规避贸易摩擦、稳定出口市场的价值；在药监局，他强调这是将中国监管标准与国际接轨、提升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在外交部，他突出其服务于中医药“走出去”、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意义。他针对不同部门的关切，调整沟通策略，拿出了具体的数据和案例，说明联动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同时，他指示司内团队，先易后难，快速搭建起协作服务平台的雏形，并选取了几家有过“出海”经验的中药企业作为试点，提供早期的信息推送和合规指导服务，用实效争取支持。
经过数月不懈的努力和多轮磋商，在更高层面的协调下，“中医药国际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终于获得批准，林枫所在的司被明确为牵头协调单位。协作服务平台也初步建成并投入试运行。
第一次联席会议召开时，气氛热烈而务实。各部门代表围绕近期中医药国际化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信息得以有效共享，一些长期存在的跨部门协调堵点找到了疏通路径。平台试运行不久，就成功预警了某国拟出台的对中药保健品的新规动向，并及时组织专家为企业提供了应对指南，避免了一次潜在的贸易损失。
初步成效显现，质疑的声音逐渐消退。林枫并没有满足于此。他进一步提出，要将这套机制从“应对问题”向“创造机遇”升级。他推动联席会议将“推动中医药标准国际化”列为重点任务，组建了由官、产、学、研各方专家参与的标准工作组，系统研究如何将中医药的理论特色和实践优势，转化为国际社会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技术标准和规范。
这项工作更为艰巨，涉及深度的技术研究和复杂的国际博弈。但林枫坚信，只有掌握了标准制定权，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被动接招”的局面。他亲自参与关键标准的研讨，利用其在日内瓦谈判中积累的经验和国际人脉，悄悄启动与友好国家相关机构的非正式技术交流，为将来的标准提案做准备。
就在林枫全力推进制度建设和标准工作的同时，一个来自国外的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曾在中欧谈判中持强硬立场的某国代表，其国内一家大型医药集团，突然通过非正式渠道，表示出对与中国企业在植物药研发领域进行合作的“兴趣”。林枫敏锐地察觉到，这或许是对方在强硬立场背后的务实选择，也可能是新的机遇或挑战的前兆。
他没有急于回应，而是指示团队深入研究该集团的背景、战略意图以及可能的合作模式。他要在复杂的国际博弈中，为中医药的国际化，寻找下一个关键的突破口。制度破局只是开始，更广阔的国际舞台和更深刻的产业变革，正等待他去驾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