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这个称谓，其实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对于半农半医乡村医生的别称。
他们没有工资挣，没有任何福利拿，他们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挣着工分，他们的双肩上一边是药箱，一边是锄头。
他们用自己单薄的肩膀，承担起常人无法理解的付出，如今他们都老了，国家给予他们每月一百元的养老金，一百元的退休金，这是对于他们付出最大的肯定，无关乎金钱多少。
可能只有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才会真正的理解他们存在的价值，在祖国每个可大可小的村庄里，都有这样一位可爱的人。
他们的形象在你心里，或许是邻家大姐，或许是油腻大叔，也可能是红红火火的乡村移民，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伴随着家人长大变老的记忆。
其实他们很渺小，渺小的没有人真正的记得他们，可他们一样是那个时代最可爱的人。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位医生，说是医生，可比起现在起码是本科以上学历的大夫来说，他们简直就是文盲，不过，如果他们真的如此不堪的话，这篇文字写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的医疗人才储备还很薄弱，身处国家最基层的乡村来说，更加是缺医少药，国家为了给基层农民改善医疗条件，都会输送各村相对有知识的青年，去到各大医院学习进修，经过一到两年的进修学习之后，他们都会回到家乡，做一个最基层的医务工作者——这就是大多数赤脚医生的原始资本。
还有一部分乡村医生，来源于部队退伍回乡的卫生员儿，他们懂得许多基础的救治知识，能让身处乡村的急症病人，做好转院前的必备工作，从而抢救生命于水火。
我的母亲属于第一种，年轻时候的母亲，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大美女，加上进修学习回乡的头衔，追求者自然是络绎不绝，其中不乏收入稳定的城里人，可是由于许多客观因素，母亲最终选择了她认为值得奋斗一生的事业，于是，在山西一个叫任家庄村的地方，我的母亲，光荣的成为了一名女性乡村赤脚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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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清晨，天刚亮，薄雾还没散尽。
任家庄村口的黄土路湿漉漉的，踩上去会留下浅浅的脚印。路两边是低矮的砖瓦房，墙皮有些已经剥落，露出里面的土坯。再往外是零星的菜地，田埂上冒出了嫩绿的草芽。
张月琴站在村口，背着一个旧医药箱。她二十一岁，个子不高，皮肤偏黑，头发扎成马尾，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外套。箱子有点沉，带子勒在肩上久了会疼。她把它从肩膀换到胸前，双手抱着往前走。
她是村里第一个去省城学医的姑娘。半年前，县里通知招乡村医生培训生，她报了名，考上了。父亲在外地工地干活，寄信说让她好好学，别怕吃苦。母亲早年病逝，没去过医院，只靠偏方熬着，最后还是没能挺过去。那年她十四岁。
这一趟回来，她想做点不一样的事。
山路泥泞，鞋底沾了泥，越走越重。她低头看路，一步一步踩实。脑子里默念着常见病的处理方法：感冒发烧怎么用药，腹泻脱水怎么补液，高血压病人要注意什么。这些都是她在省城记下的笔记内容，每天背一遍。
她不知道这些知识能不能用上，但她不想忘。
进村后，有人认出了她。
几个正在院门口扫地的村民停下手里的活，抬头看她。有个男人蹲在墙根下抽烟，也站起身来望了一眼。没人说话，但目光一直跟着她走。
“这丫头真能看病？”一个女人小声问旁边人。
“听说在省城学了半年，谁知道是不是光听课。”另一人答。
“女娃子，连听诊器都没摸过几回吧。”
张月琴听见了。她没停下，也没低头躲闪，只是挺直腰，朝他们点头：“叔，婶，我回来了。”
有人应了一声，有人没反应。她继续往前走，脚步比刚才快了些。
那些话像小石子，一颗颗落在心里。她不怪他们不信，毕竟她也没证明过自己。可她也不想就这么被看轻。
走到自家老屋前，门上的锁有点锈，她掏钥匙开了两次才打开。屋里没什么变化，桌椅蒙着灰，灶台冷着，墙上挂着母亲留下的针线筐。她把医药箱放在桌上，解开扣子，一样样往外拿东西。
纱布、体温计、消毒棉球、常用药片……每样都按类别摆好。还有她的笔记本，封皮已经磨破，里面写满了字迹工整的记录。她翻到最后一页，空白处还没写完。
她坐下来，把本子摊开，拿出笔，写下第一行字：
“明天开始，挨家挨户了解村民健康状况。”
写完，她合上本子，抬头看向墙上的镜子。镜子里的人脸有点脏，眼睛却亮。
她说：“张月琴，你能行。你不为自己，也得为那些生病又没钱去医院的人。”
声音不大，但说得清楚。
窗外有鸡叫，远处传来狗吠。村子里慢慢热闹起来，有人挑水，有人喂猪，炊烟从几户人家的烟囱里冒出来。
她没动。坐在桌前，看着那本摊开的计划。
医药箱就放在手边，盖子合着，但已经准备好了。
她知道明天不容易。
可总得有人开始做这件事。
而这个人，只能是她。
她站起来，把灯拉亮了些，又检查了一遍药品清单。
然后吹灭油灯，坐在黑暗里等天完全亮。
外面风停了，雾也在散。
她还在屋里，没出门，也没睡。
等着太阳升起来。
等着第一天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