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一间办公室。办公室很大，中间被一排雕花屏风给隔开了。屏风的外面是另外的一个半间。这个半间是一条过道。过道的两头各是一个门洞。屏风的里面像是我的办公室。有一种金碧辉煌的感觉，却没有金碧辉煌的视觉。眼前是一片灰蒙蒙的。我像是想去打电话，我知道电话机就在屏风挡着的里间办公桌上。但是，总觉得像是有人挡住我，不让我走去里间。我心里很着急，却似乎一点办法也没有。像是有人在跟我说，隔壁也有电话机，让我去隔壁打，我却固执地要走进屏风里面去。我觉得屏风里面才是我自己的办公室。有人推着我，让我朝右侧的门洞走。屏风却突然倒了下来……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梦，梦中那样的办公室。在现实生活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倒是有一家餐厅的一个大包厢有这样的陈设。应该是曾经在那儿就过餐。那挂在天花板上，可以折叠着收拉的长长的屏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的意识中，曾经有过那一份“会不会”掉下来的忧虑带来的印迹。
雕花的屏风，我倒是见了不少了。不过，那家餐厅悬挂式的屏风上并没有雕花，而是平平的没有任何的装饰，甚至连一片纸也没有张贴，给人以一种很厚实的感觉。在故乡这一带，原先雕花的屏风很常见。大多是那种用以间隔房间的固定式屏风。像长门式地一排。每一块屏风上，都雕有人物故事，有《牡丹亭》的；有《西厢记》的。
在我老家的那间故居中，便雕有《西厢记》的固定式屏风。浮雕式的精雕细刻，人物形象丰满；举止逼真；场景栩栩如生。一块一块细细地看下来，极像是少年时翻看连环画。那时，我还不知道《西厢记》这个剧目。只知道，雕刻呈现的女人美轮美奂。听父亲说了才知道这是《西厢记》。后来，读了高中之后，才知道是王实甫写的一出剧目，也知道了剧本所描写的故事情节。于是，印象中的屏风上的这些人物，便越发生动了起来。
我不知道，这雕花屏风间隔的房间是闺阁千金的房间，还是文人骚客的书房？如果是闺阁千金的房间倒还好一些。每天面对着这些形象逼真的场景，至多心中多了一份期盼；若是文人骚客的书房，面对这样的屏风，恐怕早就心猿意马，竖起耳朵听窗外的风火墙花隔上，有没有传来轻轻的莺啼了。哪里还会将心思用在摊开在书桌上的“四书五经”上！书中的颜如玉是那样的遥远；眼前的颜如玉是如此地接近！谁会舍近求远，为了一个飘渺的幻景而放弃眼前触手可及的实在呢？
我在等待中等来的结果，不是任命我担任区委宣传部的副部长，而是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委兼办公室主任。一身兼任同级别的两个职务，是纪委人员设置的惯例。原先的那一位已调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我算是顶了他的职去纪委而不是去宣传部，这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不知道这其中的变故缘何而生？
与我同一天调入纪委工作的是组织部的那一位正科级组织员，他原是一位乡镇的党委书记，调到区机关后挂了个闲职，看来是组织上早有考虑。他毕竟在读大学时便是省委组织部的调干生。日后得到重用是理所当然的事。他出任区纪委副书记。我一直以为，区委对我的任命，是因为我一得到消息后，心情变得沉重而让他们改变了初衷，其实不是。去纪委报到的第一天，便随着纪委的全体同仁去小城的圣地过组织生活。纪委书记跟我道出了原委。
区纪委书记跟我在前几年打过交道。那还是我在第二个基层所工作的时候。那时的基层所与区工委同在一个大院办公。他那时还在撤地建市之前的县级市纪委工作。他们接到了举报称区工委的一位老同志有违纪问题，他带班来做调查。我被抽调去协助他们的调查工作。我那时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将不是同一个系统的我抽调去协助纪委工作。后来，渐渐从那位老同志的家属的目光中和基层所的所长的儿子的言语中，发现了端倪，举报人原本便是那位基层所的所长。而我又是刚从其他所调来，与这里的任何人和事都没有牵连，不会带有任何的主观色彩，所以，我成了协助纪委的不二人选。
我的协助让那时的他印象十分深刻，我后来在区委办公室工作的两年中，“笔杆子”在区机关又声名鹊起。在区委常委会上，讨论区委组织部提交的拟任名单时，他看到了我的名字。他原先是不同意将他的一个常委调去检察院任副检察长的。认为，既然要给他配一位副书记，可以直接提他的那个纪委常委，为什么要另外调入人来？但是，他毕竟只是纪委书记，怎么能够拧得过书记办公室会议定下的事情？后来他看看不能改变现实，只能退而求其次。趁机提出，要求将我调入区纪委任常委兼办公室主任。并说，如果不同意他的要求，他就不同意从纪委调出一名常委。原来，他是将我当作他的筹码了。话已说到了这个份上，几位书记也只能是退而求其次了。同意将拟任宣传部副部长的我，改任为区纪委常委兼办公室主任。
从区纪委书记的那一番言语中，我也听到了他与区委书记的关系并不怎么样。如果平时关系不错的话，像这样大的人事调整，至少也得事先通一下气才是！何以会一直到提交常委会讨论了，才差一点弄成了僵局？况且，区纪委副书记的确定，事先得征求上一级纪委的意见。与区纪委副书记的人选确定一样，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的确定，同样得征求上一级检察机关的意见。何况，新任的副检察长是内部拟定要接替即将退休的检察长的班的。
事后的事实证明，区委在做工作时，这一步关节没有做到位。副检察长后来在升任检察长时，遭遇了市人大的否决。后来据说通过几方的工作，才得到了人大的认可。这在当时传得可是沸沸扬扬的哦。
从党章规定任何的一级纪委都承担着监督同级党委的职责来着，这样的规定是强人所难的。从人员的设置来看，设常委的党委，纪委书记只是一名常委；不设常委的党委，纪委书记只是一名党委委员。党委书记在常委会和党委会中，都有一票否决权。这是哪个常委或委员能够僭越的？何况，正式提交到常委会或党委会讨论的事项，许多并不需要采取投票表决这一程序。到了需要投票表决了，肯定已经关系弄得有些僵了。
我在办公室当秘书时，曾列席过非讨论人事任免的区委常委会。至多也只是举手表决而已。而且，这样的常委会是需要即时产生会议纪要且每一个参加会议的常委都必须得在书面纪要上签字的程度了。在党内还有一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这样的机制下，纪委能实施对同级党委的监督吗？这是不可能的，也是绝对不现实的。
我不是否认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中国那时的人文条件下，在一个政治组织的内部，如果没有一个这样的原则。这个组织必将瘫痪成一盘散沙，是不可能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这样的组织，必定在政治上是无能的。一个政治组织在政治上无能，最终必然带来他的衰亡。这也是用不着有任何的怀疑的。监督同级党委的职责对纪委来说，是虚拟的，意味着纪委开展工作的步履维艰。这在我去纪委报到第一天，随纪委同仁去过组织生活时的一路交谈中，便已隐隐感觉到了。
我感觉到了他们交谈中的寂寞与无奈。那位即将去检察院履任的前任，一路上倒是意气风发得很！这自然引起了另外两位女常委的嫉妒。在纪委，一位女常委兼任纪检室主任；另一位常委兼任着案审室主任。从纪律检查的角度来看，也算是案件办理的紧扣着两环了。上班第一天，我便已感觉到她们之间的不协调。虽然，我不知道她们的这种貌合神离源于什么。但至少已让我心生戒备。
虽然，我分管的是办公室工作，就违纪案件的查处来说，相对超脱了许多。可我毕竟也是常委。而且，理所当然地将不可避免地会承担着协调职能，这多少也提醒了我，在日后的工作中如何去把握分寸了。
不过，我毕竟是新加入这个团队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陌生的。虽然，仅纪委书记一人我是熟悉的。当然，这份熟悉，可能因为我的角色转换，也可能因为我曾经是区委书记的秘书，而纪委书记与区委书记的关系并不怎么样而变得陌生。对于我，有一个如何去适应他们的过程；对于他们来说，又未尝不是有一个适应我的过程！我不愿把这一切想的太复杂；也不会将这一切考虑的太简单。但是，至少在这一路上，我表现的该胸无城府一些为好！
在圣地的一隅，有清代乾隆皇帝的御笔；而另一隅对应的是共产党人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的题词。那日又正逢细雨蒙蒙，我豪气顿生，信口吟道：
“烟雨寻踪烟雨楼，雨涤叶新松为翠；乾隆题词匆匆旧，先驱足迹步步辉……”
纪委书记在一旁听了个正着，未等我信口诌完，便插嘴道：“到底是个才子哦，出口成章啊。”
我急忙煞住了口，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我可不敢轻易卖弄。还是谦逊一些好！“树大招风风撼树，人为名高名伤人”哦。见我不再吟下去了，纪委书记问我：
“怎么不吟下去了？”
“给你一插话，将我的诗意吓跑了，哪里还寻得着！”我红了红脸，掩饰道。
“哦，在吟诗呵，快吟出来听听！”一位女常委插嘴说。
“这样的场景，看来引得我们的新常委意气风发了哦！”另一位女常委赶紧接口说道。
“好了，好了！”那位即将履任的副检察长伸开双手将她们一拉，“你们两位年龄都比他大，可不能联合起来欺侮他哦！”
纪委书记站在一旁笑着看我，并不插话，那两位女常委却接口说道：
“我怎么会欺侮他？”
“我为什么要欺侮他？”
我仔细琢摸着他们的语气，呵，她们还真似乎有欺侮人的习惯哦！我将目光依次投注在她们的脸上，顿了一顿，微笑着说：
“同事是一种缘分，干嘛要欺侮来，欺侮去呢？”
“是啊，是啊！”那位分管纪检的常委笑着说，“同事之间，说欺侮是不是太过分了！”
她白了那位副检察长一眼。那位分管案审的常委只是笑了一下，并不接话。脸倒是微微有些泛红。我之所以仔细地观察她们各自的表情，注意倾听她们的每一句话，便是想在第一次的交往中，对她们的性格多一份的了解。以便在日后的工作中，多一份把握。城府比较深的，似乎是我办公室的那一位女同事，年龄数她大。从事纪检工作也数她时间长。但她不是常委。她只是微笑着在一旁，忽闪着她的那双老花眼，看看这，又看看那，却从不插一句话。
我一直奇怪的是，那位新任的副书记为什么没有参加这一次活动。但是，我似乎又不太好问纪委书记。只能将这一份疑惑憋在肚中。后来，正式上班之后，我才渐渐看出了端倪，看来，内定他是要接任纪委书记的班了。那时，我故乡的小镇发生了一件违纪案件，被举报人是一家镇办企业的厂长，是一名复员军人。区纪委接到举报后，即向区委书记作了汇报，得到了首肯后，即组成了调查组，由副书记牵头，赴小镇展开调查。涉案人员只是一名企业厂长，相对来说，办案就比较轻松，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如果是涉及到乡镇的一把手的话，区委书记应该不会这么爽快的首肯吧？而且，乡镇党委的态度也很明朗。
在纪委副书记带队下去的第二天，我在机关大厅里碰到这个镇的党委书记，他拉住了我问：“这么大的案件，你们纪委怎么只派了这么个小青年带班来？”哦？我当时听了一愣，小青年？他比我还大了一岁呢！而且，他可是区纪委副书记，区纪委的第二号人物！想来这位镇党委书记的思维仍停留在我是区委书记的秘书这一点上了。讲话的口气，像是面对着区委领导呢！这让我汗颜。我赶紧将面容一端，很正式地对他说：
“别胡说八道！什么小青年！他可是区纪委副书记！你们镇党委要好好配合他的工作！”
其实，区纪委书记指定让副书记带班去查这个案件，是很带有想考量他一番的意思的。这在区纪委常委讨论这个案件时，纪委书记的口气中听的出来。我有这种感觉，但觉得不便点穿。我相信副书记是能应付这个局面的。也许，那时的区纪委书记已经隐隐地感觉到，组织上调这位副书记来纪委的用意了。他已明白这位新任的区纪委副书记用不了多久，便会接替他的位置。
副书记将这件案子办得很成功。区纪委查到了违纪的事实，这个事实已经触犯了法律。纪委便将案件转送给了区检察院。那位厂长后来被判了刑。这也算是副书记从事纪检的工作的初出茅庐第一功了。
而我的初出茅庐第一功又在哪儿呢？我当然得依靠我的笔底做文章了。到区纪委工作之后，我繁重的文字任务没有了。办公室的那一摊子，有那位老纪检的女同事在，一切都在驾轻就熟地进行着，根本无需我去多操心。信访这一块。在调进纪委工作的第二天，纪委书记就很明确地告诉我，由他直接抓。看到那位老纪检的女同事，一接到来信或举报，一副神神叨叨的样子，我也不忍心去打击她的工作积极性。既然将信访这一块的工作，放在办公室，又明确了这项工作由纪委书记直接负责。我又何必去过问这件事呢？
有时，坐在我对面的这位女同事，似乎心中不能忍，想将一些来信的内容告诉我，或直接将接到的来信递交给我阅读。我也会将手一摆，请她不要扯这个话题。不是我没有这一份好奇心。而是我觉得还是我不知道的好！也许是在区委办公室掌管着机要室形成的保密习惯，不该我看的，不看；不该我听的，不听；不该我问的，不问；不该我传的，不传！我没有看到，没有听到，也从来不问，任何的传言，自然与我无关。我岂不是倒落得一个耳目清净？是非也会因此而远离我。
机关本就是一个人多事繁之地，旋涡众多。这实在是一个明哲保身之道。尤其是当我感觉到纪委书记与区委书记关系实在不怎么样之后，我更得处处小心，步步为营了。虽然，在机关工作，面对着派别众多的局势，往往会让人自觉不自觉地去站队。希望能通过站队而获得提携，这是官场上惯用的手法。也确实有依靠旁上领导而成为既得利益者的。但是，我明知在官场上很在乎这样的关系，却很不以为然。我认为如果凭着这样的依附关系而获得升迁，实在是人格上的耻辱。
所以，尽管我曾是区委书记的秘书，如今又被提拔为区纪委的常委，在旁人的眼中，理所当然地将我划到了区委书记的阵营中。但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我却始终坚持着等距离外交的原则。对每一个领导，区委的，区政府的，区人大的，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既不跨越，也不亲近。有接触的，也只是工作上的接触。与个人私交无关。我觉得，只有这样，我才能保证自己人格上的独立和完整。这其中可能有“岂肯弯腰曲背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文人气节，又有“岂肯为五斗米折腰”的孤傲。这是一种说不太清也道不太明的因素。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心中既有想踏入仕途的欲望，又存在着这种与踏入仕途背道而驰的矛盾思想。但我确实一直被这种矛盾的思想左右着，不能自拔。让我在纪检系统渐露头角的是我起草的那一份第二年度的区纪委工作纪要。
按照惯例，每年的年底，纪委得出台一个下年度的全年工作纪要。区委的工作和相应的全年工作安排，要在下一年初才能出台。区纪委只能根据中央的工作安排和上级纪委的工作要求，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提出自己的下年度工作纪要。我调区纪委正当下半年，正准备召开全委会。这个纪要草案是要提交区委全委会讨论通过的。我身兼着办公室主任，起草这个纪要草案便义不容辞地落在了我的肩头。我参阅了区纪委前几年的全年工作安排，和中央的有关纪委工作的要求和市纪委近年来的工作安排，按照要言不繁的原则，斟词酌句地将下年度的工作要点起草了出来。
在起草这个要点时，我是用了一些心思的。这毕竟是我到区纪委任常委后接手的第一件大事哦。我很清楚，其他常委都瞪大眼睛在看我呢！尽管我在区机关，文笔已经小有名气，但所撰写的材料，完完全全属于纪检工作的毕竟还是第一次，我哪里敢掉以轻心！我将要点中可有可无的字一律剔去，并采用了短句式的陈述句语气，使要点读起来朗朗上口，又言简意赅。让人一阅之下，对纪委全年的工作安排一目了然。草案形成后，提交区纪委常委会讨论。获得了常委们的一致认同。区纪委书记甚至说：
“这才是真正的年度工作要点，将要做哪些事说的清清楚楚，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这是我在纪委工作这么多年来，见到的最好的工作要点！”
提交区纪委全委会讨论前一字未改。在区纪委的全委会上和区委年底召开的全委会上都获得了一致好评，没有人提出一句异议，也没有人提出要改动一字。区纪委书记很是自得，他很庆幸自己当初在区委常委会上力争将我调入纪委是选对人了。我总算也没有辜负了他的期望。
在区纪委工作，下乡镇的机会少了。我是不太敢轻易下基层了。以我的身份，下基层很容易引起他人的猜测，以为在那儿又有什么人被举报了。纪委又要调查谁了。我又不可能不打自招碰到一个人便跟他解释，我来这儿可不是来查案的，我是来调研的。不来查案，纪委去调研什么呢？不太说的清楚哦！也许是一直以来，纪委的人一般都不太下去，下去干什么呢？下去了，也没有人愿意跟你接近。在常人眼中，跟纪委接近的人都存在着打小报告的嫌疑，不是自找讨人嫌嘛。但有时候接到了举报或上级纪委有举报信转下来，要限期调查答复的。总得下去找人调查。这意见可就大了去了。好像是踩上了人家的尾巴一样。
有一次，政府的一个部门领导遭人举报。负责纪检的常委带人去调查，最后也没有查出什么子丑寅卯来，倒弄得蜚短流长。那位局长不乐意了。那天区委召集各部门的负责人开会，会后，在一起吃饭，那位局长正好与我一桌。在餐桌上，他黑着脸，话里话外都显露出对纪委工作的不满。同桌的其他人也都是各部门的领导，都有意无意的用目光瞟我。我很清楚，在这样的场合，在这样的语境下，我如果再保持沉默的话，我算是被人吃瘪了。于是，我以不徐不急的语气说，纪委接到举报，派人来调查是很正常的事！查出了所举报的事情属实，说明你的工作确实没有做好，你当然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没有查出所反映的问题，不就还了你的清白了嘛。有传言，难道你自己能去找人一一解释？纪委的调查难道不是在帮你嘛。如果纪委接到了举报后不来调查，这既是纪委的失职也是对你的不负责任！你又何必牢骚满腹呢！
我虽然没有明说是什么事。但同桌的人，显然都已听到了传言，知道我说的是什么。都微微点着头，表示了赞同我的说法，那位局长自然再没有话可以说了。回纪委之后，我与分管纪检的那位常委探讨了午餐的那一场对话，我婉转的提出，在下去调研时，是否可以先直接找被举报人？看他自己是否能将事情讲清楚？如果能将事情讲的清楚了，没有必要再铺开背靠背的调查。背靠背的调查，给人的压力很大。她说，被举报人能将事情讲清楚吗？如果他确实有违纪的行为，难道他自己不知道这种行为是违纪的？他肯定不会跟你说实话，而会尽量去掩饰，甚至将事情解释的滴水不漏。到那时，我们还查不查呢？查吧，他仍然会有意见，认为事情都已讲的清清楚楚了，你纪委怎么还在查？这不是明摆着不信任人吗！不查吧，你能完全相信他的解释吗？
我想了想，觉得她说的也不无道理。我说，直接先找被举报人谈，至少可以给他一份被信任感吧！而且，在他解释的时候，我们不是也能发现蛛丝马迹吗？循迹而查，也许更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吧！她说，如果先找被举报人谈，很可能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对举报人是不公平的。举报人在该不该举报，是不是举报的问题上，一定已经纠结很久了。如果我们只找被举报人谈话，而不展开背对背调查，举报人可能会认为我们纪委在敷衍塞责！我们纪委的工作就更加难开展了。
我却认为，纪委工作是不是难开展，在于手段，而不完全在于目的。但我又觉得，与她讨论这个问题，似乎更加讲不清楚了。我找她聊天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已将那位被举报的局长的牢骚准确无误的传达给了这位分管常委。是否有利于她今后的工作手段、方法的改变取决于她，这并不是我左右得了的。也不应该我去左右。
可能是因为，我曾经有过办案的经历。我总喜欢拿自己办案中积累的经验或感悟自觉或不自觉的说道，我不知道这些说道落在听者的耳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也许在听者看来，我在纪检线不过是一个新手，哪里轮得到我去说三道四！她们之所以不直接了当场反驳我，是因为我毕竟也是纪委常委，而且，是最年轻的常委。谁都无法预料，我在仕途上会走多远。我也知道，我的有些话，难免会给人留下好为人师的看法。但是，我明知如此，却依旧在私下的场合脱口而出。而事后，又每每会让我懊悔不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