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报告在最高决策层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王晨星和苏婉都清楚地看到了其中的风险。苏婉作为首席科学家，更能体会到这种科技生态恶化对“破壁计划”本身的潜在威胁——她的研究同样需要其他学科的支持，如果基础科学停滞，她的团队最终也会成为无源之水。
然而，他们面临着一个几乎无解的两难困境：
放松管制？意味着增加暴露风险，可能招致灭顶之灾。在“收割者”的阴影下，任何侥幸心理都是致命的。
维持现状？则意味着眼睁睁看着科技潜力枯竭，长远来看仍是死路一条。
王晨星所能做的，只能是在极端苛刻的安全框架下，进行一些微调。他指示科学院和安全部门联合研究，能否建立一套更精细、更科学的风险评估模型，而不是简单的一刀切。同时，他要求资源调配部门，在确保“破壁计划”等核心项目的前提下，尽可能为一些关系到民生和基础工业的关键应用研究保留一丝生机。
但这无疑是杯水车薪。“停滞的阴影”已经笼罩下来。联盟就像一艘为了躲避风暴而潜入深海的潜艇，虽然暂时安全，但艇内的氧气（创新活力）在慢慢消耗，能源（科技储备）在逐渐减少。
“深潜计划”如同一把双刃剑。在将联盟隐藏于宇宙黑暗背景中的同时，其严格的通讯管制和交通限制，也像无形的利刃，切断了连接各个殖民地的生命线。物理上的隔绝，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心理上的疏离，联盟内部持续了数十年的凝聚力，正面临着自成立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在“深潜”令执行之前，联盟虽然疆域辽阔，但凭借高效的超空间通讯和频繁的星际航运，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核心世界的科技成果可以迅速推广到边缘殖民地，偏远星域的稀有资源能够顺畅地运往工业中心，各领域的专家可以随时进行全息会议协同攻关，民众也能通过星际网络了解联盟动态，感受着身为一个庞大文明共同体一分子的归属感。
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通讯的荒漠化：如今，超空间通讯成了最高战略资源，仅限于军事指挥和绝密科研。殖民地之间的日常联络被压缩到极限，只能依靠速度慢、带宽窄的常规无线电或受限的激光通讯，延迟长达数周甚至数月。一条简单的信息往来可能需要一个地球年。曾经即时响应的协同网络，变成了各自为政的“信息孤岛”。殖民地管理者无法及时了解其他地区的状况，民众更是与外界几乎断绝了音讯，只能通过官方渠道获取经过高度过滤的、滞后的“联盟新闻”。
航路的冻结：星际旅行近乎停滞。除了极少数持有特殊许可的官方船只，民用和商业航运基本中断。各殖民地之间的人员流动、物资交换、文化交流降至冰点。一个位于星云边缘的农业殖民地，可能数年都见不到一艘来自核心工业世界的货船，仿佛被遗忘在了宇宙的角落。曾经熙熙攘攘的星港，如今变得门可罗雀，只有维护机器人无声地穿梭。
这种物理纽带的断裂，使得各殖民地不得不更加依赖自身资源来维持运转。它们就像散落在黑暗海洋中的船只，彼此失去了联系，只能独自面对风浪。这种生存模式的转变，为地方意识的萌发提供了土壤。
在那些地理位置相对偏远、资源禀赋较好、能够实现较高程度自给的殖民地，一种强调本地利益优先的地方主义情绪开始悄然滋长，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内在逻辑。
其核心论调可以概括为“现实优先”：
威胁的遥远化：“‘收割者’的威胁？那是五百年前的历史，是最高指挥部天天强调的‘潜在风险’。但我们眼前面临的是什么？是能源配给不足导致的城市供暖紧张，是医疗资源短缺带来的看病难，是下一代教育设施的老化！这些才是我们每天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代价的再评估：“为了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威胁，我们要牺牲多少？我们殖民地拥有丰富的氦-3资源，原本可以出口换取发展资金，现在却因为要降低能量信号而被限制开采。我们的年轻人有才华，想去核心世界深造，却因为旅行禁令而困守于此。这种牺牲，真的值得吗？”
责任与收益的不对等：“我们遵守‘深潜’规定，承担了隐匿带来的所有发展滞后的代价，但获得的中央支持却越来越少。资源调配总是优先满足暗影基地和那几个核心世界。我们就像是被迫为整个联盟的生存买单，却看不到任何回报。”
这种论调最初可能只是殖民地官员在私下抱怨，或者民间酒馆里的牢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困难的加剧，它逐渐从非正式讨论渗透到了殖民地管理层的决策思维中。
地方主义情绪最直接的表现，反映在殖民地与联盟中央的资源博弈上。
向联盟中央申请资源配给，原本是基于统一的规划和需求评估。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申请策略的转变：一些殖民地的管理层在提交资源申请时，语气不再谦卑，而是变得更加强硬，甚至带有“理所当然”的意味。他们会详细罗列本地面临的困难，强调如果得不到满足可能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后果，无形中带有一种“要挟”的色彩。
信息的不对称利用：由于通讯不畅和中央监管力量的削弱，一些殖民地开始利用信息不对称。他们可能隐瞒本地的真实资源库存，夸大灾情或困难程度，以争取更多的配给份额。例如，一个农业殖民地可能谎报作物歉收，以获取更多的食品援助，而将节省下来的本地资源用于内部发展。
阳奉阴违：对于联盟中央下达的一些需要消耗本地资源或影响本地利益的指令，殖民地管理层可能采取拖延、打折执行甚至阳奉阴违的策略。例如，中央要求加强某个方向的被动监测站建设，殖民地可能以资源不足为由拖延，或者只建设一个简陋的象征性设施。
这些行为并非公开的反叛，而是一种在“深潜”框架下，为了本地利益而进行的灰色地带的博弈。它像一种缓慢作用的腐蚀剂，悄然侵蚀着联盟统一的政令和资源调配体系。王晨星通过情报总局和内务部门渠道，陆续收到了一些关于这类情况的报告，虽然单个事件看似不大，但汇总起来却描绘出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
王晨星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地方离心倾向的抬头，是“深潜计划”带来的第四个，也是最具潜在破坏性的副作用。它不像社会压抑或科技停滞那样直观，却直接动摇了联盟存在的根基——团结。
“深潜计划”的本意是通过集中领导和统一行动来应对共同威胁，但计划的执行方式，却在客观上削弱了中央的掌控力，强化了地方的独立性。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联盟可能从内部逐渐瓦解，变成一个松散的、各自为政的邦联，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某些殖民地可能出于自身生存考虑，做出脱离联盟或与中央对抗的举动。
他深知，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压制地方诉求，那只会加剧矛盾。他必须采取更精细化的策略：
加强信息沟通（有限度地）：考虑建立一条更可靠、更高效的加密通讯渠道，定期向各殖民地领导人通报（经过筛选的）整体局势和“破壁计划”等核心项目的进展，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决策的一部分，而非被蒙在鼓里的执行者。
推动有限度的内部互助：在确保隐匿的前提下，鼓励地理位置邻近、资源互补的殖民地之间建立小范围的、受监管的物资交换网络，缓解各自的困难，增强共同体意识。
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指示资源调配部门，在坚持战略优先的同时，更加注重分配的公平性，对确实困难的殖民地给予倾斜，避免“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局面，让所有成员感受到联盟的关怀。
然而，这些措施能否有效遏制离心倾向，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深潜计划”就像一副猛药，在对抗外部威胁的同时，其副作用正在一点点地撕裂联盟的内部肌体。王晨星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不是远方的“收割者”，而是如何在这漫长的潜航中，保住这艘文明方舟不至于从内部分崩离析。联盟的凝聚力，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面对“深潜计划”实施后日益积累的社会压力——普遍的压抑感、年轻一代的迷茫、科技界的焦虑以及地方离心倾向的苗头——王晨星清醒地认识到，高压和强制命令只能维持表面的稳定，无法解决深层次的心理和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