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十一月份，北京的天气那叫一个寒冷啊，那个嗖嗖的小风就像一把把小刀子，和金昌的区别就是没有沙尘而已，干冷干冷的，但绝对没有金昌暖和，工地上几乎都待不住人了，每个人都缩着脖子。
我们每天去了就是打扫一下工地，归拢一下各种建材。我认识的一个住在陕西桃下镇的小伙子叫耿峰，那时候和我关系比较好，每天都忽悠着放假后和他去西安打工。
十一月二十四号七建公司终于发出来放假的通知，最后王队长开会做了放假的总结，他说可以留在北京打工，也可以回老家过年。反正就必须记住一个事情，大家到来年的三月份就打陕西桃下镇的公司电话，一旦决定开工日期就马上到位，并一再的给我们画着大饼，明年还要涨工资。
我算了一下，五月份从金昌出发，到正式放假正好六个月时间，在这半年的时间里，经过了太多的事情，我们一个个都从思想上成熟起来，特别看过了北京的山山水水，人文地理后，视野也都变得宽阔了许多。考虑问题的角度和方向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个变得能容纳别人，有胸襟了起来。
各自收拾好自己的被褥，放在十冶公司租用的仓库里，我们就去北京火车站排队买票，那时候北京发出来的火车票还不算多紧张，当天就可以买到回金昌的火车票，李宝军说他家已经搬到了兰州的八冶大院，所以他把票买到了兰州，最后我还是决定跟着耿峰先到西安溜达一圈再回金昌，所以我买到了西安。
万万没想到的是离开北京后，就再也没有回去，听说那一年的冬天，首钢七建在年底大会上，选择正式收编各地小建筑公司，签署正式合同的时候，没有选择和十冶公司签署。
又或许一九九四年我们参加招工考试的时候，首都钢铁集团公司就已经和十冶公司签署了正式收编合同，只不过到了九六年初，全国全面下岗的大潮汹涌而来，势不可挡，十冶公司被踢出了局，人家不和你玩了。
那时候的八冶建筑公司也面临全面下岗的局面，面对这一全国性的下岗潮，抵抗力小的单位直接就地解散了，比如十冶公司离开首钢以后，就各找各爹，各找各妈去了，董事长和传达室的老头，都蹲在桃下镇的马路边抽着猴王看车来车往，只剩下一个下岗工人办公室，办理各种下岗的事宜。
八冶则采取了优化组合的方针，让一部分人买断了工龄再就业，又把退休人员都交给了国家，留下了一部分领导和所谓的精英，不要逼脸的在金昌号称着八冶铁军。
面对这样的结果，我们也不知道是首都钢铁集团公司忽悠了十冶建筑公司，还算是十冶建筑公司来八冶忽悠了我们这些人，但造成了一个血淋淋的现实，那就是我们一百四十六人全部加入了失业大军中，过完一九九六的新年后，十冶公司的电话都被各地的新工人打烂了，一直处在无人接听状态。
我在金昌市的日子里很少出门，也没有找过一次陈玉娟，最多也就和吴军，吕华几个人喝会酒，讨论再一次如何选择自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