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新策在淮安段的成功试运行及其后续推广的旨意，如同一阵强劲的东风，瞬间吹散了笼罩在东宫格物轩上空近两年的阴霾。朝堂之上，那些曾经激烈反对的声音，虽未完全消失，却已失去了汹汹之势，转而化为一种审慎的观望，甚至是不得不接受的沉默。太子承烨以其坚韧、务实与出乎意料的成熟，向整个帝国证明，“格物致用”并非少年人的异想天开，而是可以切实裨益国计的良策。
东宫格物轩，这个曾经被视为“玩物丧志”、“群小聚集”的所在，其地位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它不再仅仅是一个储君兴趣所致的小团体，而是隐隐成为了一个能够产出经世之策的“智囊”雏形。虽然承烨依旧保持着低调与谦逊，严禁格物轩成员张扬，但那种无形的束缚感已悄然消解。
轩内的氛围，也随之焕然一新。曾经需要隐秘进行的资料调阅、与外部官员的交流，如今可以更加顺畅地进行。赵铭得以更系统地整理兵部、工部的非核心档案，开始着手撰写《军械保障流弊溯源》，其视野与深度已远超最初的《浅析》。李桐和张允也不再仅仅满足于接收宫外格物院传来的信息，而是开始主动提出一些更具挑战性的课题，比如尝试设计一种更精确的河道水位连续监测装置，或是改进漕船的帆索系统以节省人力。
甚至连王珩，也不再仅仅满足于跑腿打杂，竟对漕运各码头的货物吞吐、商税缴纳产生了兴趣，缠着赵铭教他看账册、算数据。周文轩虽然依旧胆小，却也鼓起勇气，提出可以帮忙绘制更精美的图表和器械示意图。石蛋则凭借其质朴的观察力，时常能指出某些设计中不贴合实际使用的地方。
承烨看着眼前生机勃勃的景象，心中慰藉，却并未迷失。他深知，漕运一策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与特殊性（其问题显见，且试运行风险相对可控）。若要将“格物”精神真正广泛地植入帝国肌体，还有更长的路要走，需要更扎实的根基。
他将目光投向了更基础的领域——教育取士与知识传播。
一日，在与傅先生讲学之余，承烨郑重提出：“先生，漕运新策初成，仰赖各方协力。然儿臣思之，此等既通经典又明实务之人才，实乃国之栋梁，却亦是凤毛麟角。如今科举取士，仍以经义诗赋为主，纵有明算等科，亦非主流。长此以往，恐‘格物致用’终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傅先生颔首：“殿下所虑极是。然科举取士，关乎天下士子进身之阶，牵动甚广，不可轻动。”
“儿臣明白。”承烨道，“故儿臣想，可否于不动摇科举根本之下，稍作变通？譬如，于国子监或地方官学，增设‘格物’选修之课，延请精通算学、水利、工巧之士讲授，不强制，只引导？又或，于吏部铨选时，对曾在河工、军器、农政等实务部门表现优异者，稍加优叙，以示鼓励？再者，可否由朝廷出面，系统整理、刊印前代及本朝有价值的《考工》、《农政》、《水利》等典籍，使天下有志于此道者，有书可读，有法可循？”
他的思路清晰而务实，不追求一步到位的激进改革，而是希望通过潜移默化的引导和制度上的微小倾斜，逐渐改变风气，为“格物”人才的生长创造土壤。
傅先生沉思良久，眼中露出赞许之色：“殿下能由一策之成，思及人才根本，已具人君之远略。增设选修、优叙实务、刊印典籍，此三策皆循序渐进，阻力较小，或可行之。老臣可于经筵时，伺机向陛下及同僚建言。”
与此同时，承烨也指示格物轩，开始一项更为宏大的长期工作——编纂《格物基础》。他要求赵铭、李桐等人，不再局限于某个具体问题，而是将他们近年来关于杠杆、滑论、比例、测量、材料、乃至天文、农事、水利等方面的学习心得、数据规律、典型案例，去芜存菁，系统整理，用尽可能清晰、准确的语言表述出来，配以精确的图示，目标是形成一套能够启蒙初学者的基础教材。
“此书不求高深，但求准确、明晰。”承烨对参与编纂的众人说道，“要让一个稍有学识之人，能依此入门，明了万物运行之基本道理。即便暂时无法刊行天下，存于东宫，亦可惠泽后来者。”
这是承烨为“格物”之火准备的薪柴。他深知，唯有当知识的火种得以保存和传递，才能形成燎原之势，才能真正地生根发芽。
漕运新策的星火，已然点亮。而承烨，这位年轻的储君，正以超越年龄的睿智与耐心，开始为这星火准备更广阔的草原与更强劲的风势。他不再仅仅是一个探索者，更开始扮演一个播种者与奠基人的角色。帝国的未来，正在这看似不起眼的整理典籍、修订教材、提议改良取士的细微之处，悄然孕育着深刻的变革。格物之根，正试图穿透坚硬的表层，向着帝国文明的深处，悄然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