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中国自古通讯之难，有“鱼腹雁足”之喻，道尽传递之艰；察世间往来书信之繁，多见“一纸八行”之式，尽显寒温虚文。故昔人有“嵇康不作，严光口传，豫章掷之水中，陈秦挂之壁上”之叹，直指人际交往中形式与实质的深刻矛盾。此非仅古人之处境，实为贯穿古今的人类沟通之永恒命题：当交流被形式所缚，真情实感何在？当礼节沦为虚文，心灵尚能相通否？
“一纸八行，不遇寒温之句；鱼腹雁足，空有往来之烦”，此语道破了传统书信文化中的异化现象。古代书信固有固定格式，起承转合皆有法度，寒暄问候已成套路。如此“八行书”，虽笔墨琳琅，却往往真情隐匿，徒剩空壳。而鱼雁传书，过程艰难，历尽周折，最终所得或仅为无关痛痒的虚礼客套，岂不令人怅然？这里的“寒温之句”，非指问候本身之不当，而是指那种缺乏真情实感的程式化表达；这里的“往来之烦”，非指沟通之不必，而是指那种徒具形式而无实质的无效交流。
正是由于对这种异化现象有着清晰而深刻的认识，才使得历史上众多的贤人高士们选择了超越和反叛传统的书信形式。他们以独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个性和态度。
比如，嵇康与山涛之间的绝交，他并没有像常人那样通过普通的书信来传达自己的意思，而是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直接抒发内心的感受。尽管这封信的言辞颇为激烈，但其中所蕴含的真情实意却表露无遗。
再看东汉时期的严子陵，他选择避世隐居，拒绝接受光武帝的诏书。他宁愿通过口传心意的方式与他人保持交往，以保持这种交流的本真。这种做法虽然看似有些特立独行，但却体现了他对真实和纯粹的追求。
还有豫章太守陈蕃，他特意悬挂起一张床榻，等待徐孺子的到来。当徐孺子送来书信时，他竟然将书信扔进了水中。这种看似不近人情的举动，实际上是他用行动而非虚文来表达对贤人的敬重之心。
此外，后汉的陈寔和秦昭也有类似的举动。他们将书信挂在墙壁上，以此来表明彼此之间的相知之情，而并不追求经常互通音信。
这些特立独行的行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对虚伪礼法的一种反抗，是对真诚交流的强烈渴求。这些贤人高士们冲破了形式的束缚，直接指向了交往的本质——心与心的真实相遇。
此种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对真情实感的追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庄子谓“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提醒人们不要执着于言辞表面，而要领会其后的真意；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警惕那些过度修饰的言辞背后可能隐藏的虚伪。魏晋名士之所以风流为后世景仰，正是因为他们打破了汉代以来的礼教束缚，追求任情率性的真实人生。“竹林七贤”中人多不拘礼法，正是要以真性情对抗虚礼仪。
反观当下，我们虽处信息爆炸时代，通讯技术之发达远非古人所能想象，然“鱼雁空烦”之困境非但没有解决，反而以新的形式变本加厉。今人有微信、短信之便，沟通瞬间可达，然其中多少是“不遇寒温之句”的群发祝福？多少是“空有往来之烦”的无效社交？朋友圈点赞如云，真知心者几人？群聊热闹非凡，具实质者几何？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沟通手段，却可能陷入了更深层的交流困境——形式越便捷，内容越空泛；联系越频繁，理解越浅薄。
在此情境下，古人的智慧愈发显得珍贵。他们提醒我们，真正的沟通不在形式之繁简，不在往来之频疏，而在是否发乎真心，是否富有实质。不必全盘否定礼仪形式，但须警惕其沦为虚文；不必拒绝通讯技术，但须避免被其异化。重要的不是我们使用了何种方式沟通，而是沟通中是否有真实的自我呈现，是否有对他人的真诚关切。
昔人已逝，风范长存。当我们今日提笔作书（或按键发送）之际，不妨自问：此中有几分真情？几分实意？能否超越“鱼雁空烦”之困，达到“得意忘言”之境？诚能如此，则虽隔千里，犹若比邻；纵少往来，心常相通。此乃沟通之真谛，亦是人类交往之永恒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