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检中心门外，午后的阳光带着虚假的暖意。林薇捏着那张盖着猩红“待定复查”印章、外科栏刺眼标注着“不合格”的体检表，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后背那道狰狞的伤口，仿佛在呼应着表格上的判决，正传来一阵阵顽固的灼痛和刺痒。一周。医生冰冷的宣判在耳边回响。一周后，这道伤口必须看起来“愈合良好”，否则，“林薇”通往寰宇资本的路，将彻底断绝。
而她现在，兜里只剩下七元港币。一张五元，两张一元，皱巴巴、带着汗渍，像她此刻摇摇欲坠的命运一样单薄。这点钱，连一瓶最基础的消炎药都买不起，更别提去正规诊所换药清创。
绝望如同冰冷的藤蔓，再次顺着脊椎缠绕而上，越收越紧。她甚至能听到自己牙齿轻微打颤的声音。放弃？不！柏林雨夜、布拉格枪声都没能杀死她，深水埗的潲水桶也没能压垮她，怎么能倒在这瓶该死的抗生素面前？
她猛地抬起头，深陷的眼窝里那点微光被一种近乎疯狂的狠厉取代。像一头被逼到悬崖边的孤狼。正规途径走不通，那就走最险的路！
她转身，没有走向地铁站，而是再次汇入中环边缘汹涌的人潮，目标明确——深水埗鸭寮街。那里是廉价与混乱的温床，也是她唯一可能找到“生机”的地方。
一个小时后，林薇站在了“兴隆押”那扇带着喑哑铜铃的旧木门前。她手里紧紧攥着的，是那部屏幕碎裂、此刻仅剩1%电量的二手智能手机。这是她身上仅存的、或许还能换点钱的东西了。虽然破旧，但功能尚存。
推开沉重的木门，熟悉的陈旧纸张和灰尘气息扑面而来。柜台后，干瘦老头抬起眼皮，浑浊的目光透过老花镜落在她身上，又落在她手里那部伤痕累累的手机上，没有任何表情。
“老板…当…当手机。” 林薇的声音嘶哑，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急切。
老头慢吞吞地戴上带放大镜的头灯，接过手机，动作慢得令人心焦。他仔细检查着碎裂的屏幕、磨损的边框、充电接口的氧化情况，又尝试开机。手机屏幕顽强地亮了一下，闪烁几下，随即彻底黑屏——最后一点电量耗尽。
“成色差，屏幕碎，电池废，型号旧。” 老头放下放大镜，摘下头灯，声音沙哑平淡，“值唔到几钱。五十蚊，当唔当？”
五十元！比预想的低，但……也许勉强够买一盒最便宜的抗生素了！林薇的心刚提起一丝希望。
“……能…能唔能…多d？” 她艰难地开口。
老头浑浊的眼睛毫无波澜地看着她：“就咁多。唔当就拎返走。” 语气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屈辱感再次涌上心头。但现实的冰冷很快将其压下。五十元，也是钱！至少是活下去的希望！
“…当！” 她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字。
老头面无表情地拉开抽屉，拿出当票，用毛笔飞快填上“旧手机一部”，金额和期限（一个月），然后推过来一张皱巴巴的五十元港币。
林薇抓起钱和当票，迅速离开了当铺。五十元港币，带着典当最后通讯工具换来的温度，紧贴着她空瘪的口袋。她像抓住救命稻草般紧紧攥着这张钞票，脚步比来时更快地冲向鸭寮街深处那些灯光昏暗、招牌歪斜的深水埗老药店。
她不敢去正规药房，那里价格透明且需要身份记录。她需要的是那种不问来路、只认现金的角落小店。
在一家堆满各种不明药瓶、空气里弥漫着浓重药材和灰尘气息的狭窄铺面里，她停下了脚步。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眼神浑浊的老药师。
林薇凑近柜台，压低声音，用带着浓重口音的粤语快速问道：“老…老细，有…有冇阿莫西林？最…最平嘅！”
老药师抬起耷拉的眼皮，浑浊的目光在她蜡黄枯槁的脸上扫了一下，又瞥了一眼她紧紧攥着钞票的手，慢悠悠地从柜台底下摸出一个没有任何标签的白色塑料药瓶，里面是满满的白色药片。
“散装嘅，自己分。三十蚊。” 老药师的声音沙哑。
没有生产批号，没有有效期，没有任何标识！这是最劣质、风险最高的黑市药！但林薇没有选择。她毫不犹豫地将那张五十元钞票递了过去。
老药师慢吞吞地找回两张十元纸币。林薇抓起那个沉甸甸的、装着她救命药的塑料瓶和二十元钱，像逃离犯罪现场般迅速离开了药店。
抗生素有了，但伤口还需要处理。她又花了三元，在另一个地摊买了小卷纱布和一小瓶碘伏——这是她仅存的消毒手段了。
接下来，是更迫切的需求：她需要像个“寰宇员工”的样子。
林薇捏着剩下的十七元钱，汇入鸭寮街夜市汹涌的人流。目标：最便宜的职场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