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内，慈恩寺的钟声突然变得急促而杂乱。往日里香火缭绕的寺庙前，一队秦军士兵正荷枪实弹地守着山门，寺内的僧侣们被集中在大雄宝殿前，个个面色惶恐，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
“陛下有令，所有僧人，三日之内收拾行装，随使团前往印度传法。”为首的校尉声音冰冷，将一份圣旨扔在方丈面前，“愿意去的，朝廷供给盘缠，赏赐土地；不愿去的，按抗旨论处，寺产充公，人入苦役营。”
方丈捡起圣旨，双手颤抖。慈恩寺是长安有名的古刹，历代高僧辈出，香火鼎盛。可如今，一道圣旨就要将全寺僧人赶往万里之外的异域，这哪里是传法，分明是流放。
“大人，我等一心向佛，只想在长安修行，还请大人回禀陛下，收回成命……”方丈苦苦哀求，额头抵着冰冷的地面。
校尉冷哼一声，一脚将旁边的香炉踹翻，香灰撒了一地：“陛下说了，佛渡众生，难道只渡中原人，不渡印度人？印度那边佛法昌盛，正好让你们去‘交流’，怎么，怕了？”
他的话里带着明显的威胁。所有人都知道，陛下对佛门算不上待见，尤其是那些坐拥大量土地、不交赋税、还时常煽动百姓的寺庙，更是眼中钉。这次让僧人去印度，名为传法，实则是釜底抽薪——既消耗佛门势力，又能用他们去对抗印度本土的宗教，可谓一举两得。
消息传开，长安的佛门震动。有的寺庙选择顺从，开始收拾经卷法器；有的寺庙试图反抗，藏匿僧人，结果被秦军抄家，住持被当众斩首，杀鸡儆猴。短短三日，长安及周边的上千名僧人被集中起来，装上了前往印度的船队。
这些僧人里，有年逾古稀的高僧，也有刚剃度的沙弥。他们穿着统一的僧袍，背着简单的行囊，站在码头边，望着越来越远的长安城楼，不少人忍不住落泪。他们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异国的香火，还是未知的凶险。
与佛门的被迫迁徙不同，道教的传道之旅，更像是一场“利诱”。
终南山深处，楼观台的道士们正围着一张告示议论纷纷。告示是朝廷贴的，上面写着：凡愿前往西域、欧洲传法者，赏黄金百两，赐“国师”称号，可携带弟子、法器，沿途官府全力配合；若能让异族人信道者过万，再加封爵位，子孙世袭。
“西域？欧洲？那是什么地方？”一个年轻道士挠着头，满脸好奇。
观主是个白须老道，捻着胡须沉吟道：“听说在万里之外，有金发碧眼的蛮夷，不信三清，只信什么‘上帝’，杀戮成性。朝廷让我们去传道，怕是没那么简单。”
“可黄金百两，还有爵位……”另一个道士眼睛发亮，“咱们在山里清修，一辈子也见不到这么多钱。要是能得个爵位，子孙后代都能享福。”
道士们大多是闲云野鹤，不重名利，却也架不住朝廷的“糖衣炮弹”。更让他们心动的是告示里的一句话：“西域有不死药草，欧洲有长生泉，得之可增寿数。”
这话半真半假，却是李砚的“攻心之术”。他知道道士们痴迷炼丹修仙，用“长生”诱惑，比什么都管用。果然，不少道士被说动，开始收拾丹炉、法器，准备踏上西行之路。
楼观台的观主最终也动了心。他年轻时曾云游四方，见过太多战乱疾苦，觉得若能将道家的“清静无为”传到异域，或许能减少些杀戮。于是，他带着五十名弟子，加入了传道的队伍。
相比佛道两家的“被动”，李砚扶持的“神庙”势力，则主动得多。
这些神庙的祭司，大多是萨满出身，熟悉草原和西域的习俗，信奉“天可汗”（李砚给自己加上的尊号），将李砚视为神的化身。他们不需要强迫，也不需要利诱，只要李砚一声令下，便会带着法器和图腾，前往任何地方。
“告诉那些蛮夷，天可汗是唯一的真神，顺从者得福，反抗者遭灾。”祭司们在草原上宣讲时，总会举起刻有李砚头像的图腾柱，声音洪亮，“看看大秦的铁骑，看看会喷火的铁管子，这都是天可汗的恩赐！”
这些祭司的传教方式简单粗暴，却异常有效。在西域和草原，不少部落本就信奉萨满，看到祭司们能“沟通天可汗”，带来粮食和武器，很快就放弃了原来的信仰，转而供奉起李砚的图腾。
三路传道队伍，如同三支无形的军队，随着秦军的脚步，向印度、西域、欧洲蔓延开去，一场没有硝烟的“信仰战争”，就此打响。
印度的恒河流域，佛门的“战场”最先铺开。
长安来的僧人抵达后，赵勇给他们划了一块土地，让他们修建寺庙，传经说法。这些僧人很快发现，印度人对佛教并不陌生——这里本就是佛教的发源地之一，只是后来被印度教取代，信徒不多。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他们沿用了中原的旧称）来的，带来了佛陀的真经。”一个高僧在恒河边讲经时，用刚学会的梵语说道，“佛陀说，众生平等，没有种姓之分，只要向善，皆可成佛。”
这话像一道惊雷，在印度百姓中炸开。那些被视为“贱民”的底层百姓，一辈子都被种姓制度压迫，从未听过“平等”二字。他们聚集在寺庙周围，听僧人讲经，眼神里充满了渴望。
“真的……没有种姓之分吗？”一个皮肤黝黑的贱民，颤抖着问道。
高僧点点头，将一块饼递给了他：“在佛面前，人人一样。你看，我是中原人，你是印度人，我们都能吃同一块饼，为何不能平等？”
贱民捧着饼，泪水夺眶而出。这是他第一次被高种姓的人（僧人在印度被视为较高等级）平等对待，第一次觉得自己也是“人”。
很快，越来越多的底层百姓皈依佛门，他们在寺庙里帮忙、听经，甚至跟着僧人学习识字。赵勇趁机推行新的户籍制度，将这些皈依的百姓编入“佛户”，免除赋税，让他们过上了从未有过的好日子。
这自然引起了印度教祭司的恐慌。他们煽动高种姓的贵族，说这些中原僧人是“恶魔的使者”，要颠覆印度的秩序。双方的冲突不断升级——印度教祭司组织信徒破坏佛寺，中原僧人则带领“佛户”反抗，甚至发生了流血事件。
“给我镇压！”赵勇的态度很明确，“谁敢动僧人一根手指头，就地处决！”
秦军的火枪和刺刀，成了佛门最坚实的后盾。几次冲突后，印度教祭司再也不敢公开挑衅，只能眼睁睁看着越来越多的百姓皈依佛门，种姓制度的根基，在潜移默化中被侵蚀。
西域和欧洲的道家传道，则充满了“奇幻色彩”。
道士们不像僧人那样讲经，而是靠着炼丹、占卜、医术吸引信徒。他们在西域的城邦里，用草药治好当地人的疾病；在欧洲的城堡外，用罗盘（改造成占卜工具）“预测”天气；甚至当众演示“点石成金”（其实是化学反应生成金色物质），唬得当地人目瞪口呆。
“这位道长，您能治好我女儿的病吗？”一个欧洲贵族跪在道士面前，他的女儿得了怪病，浑身发热，御医束手无策。
老道拿出随身携带的丹药（其实是退烧药），让女孩服下，又用银针（改良成不易折断的钢针）在她身上扎了几个穴位。几天后，女孩的病果然好了。贵族感激涕零，不仅皈依道教，还将自己的城堡捐出来当道观。
道家的“清静无为”“顺应自然”，也吸引了不少厌倦战争的欧洲人。他们厌倦了重甲骑士的厮杀，厌倦了教会的严苛，觉得道家的思想像一股清泉，能洗涤心灵。在多瑙河畔，甚至有法兰克贵族放弃信仰，跟着道士学习吐纳之术。
这自然触怒了欧洲的教会。他们将道士视为“异教徒”，煽动信徒攻击道观，烧死道士。王烈的应对比赵勇更直接——他派火枪兵保护道观，谁敢闹事，直接开枪射击。
“在大秦的土地上，信什么教是自由的，但谁敢用宗教杀人，就别怪我不客气。”王烈在公告里写道，语气强硬。
教会的势力在秦军的压制下渐渐萎缩，而道家的影响则不断扩大。不少欧洲人开始佩戴道家的符咒，家里摆放着三清像，甚至有人学着用汉语念“道可道，非常道”。
神庙的祭司们，则在草原和非洲掀起了“造神运动”。
他们在每个部落都竖起李砚的图腾柱，定期举行祭祀，宣讲“天可汗的恩德”。他们告诉牧民，草原的风调雨顺是天可汗的恩赐，秦军的胜利是天可汗的保佑，甚至将蒸汽机车、火枪都说成是天可汗“洒下的神物”。
“看到那会跑的铁马了吗？那是天可汗派来巡视草原的，谁要是不听话，铁马就会踏平他的帐篷！”祭司在蒙古部落宣讲时，指着远处驶过的蒸汽机车，声音洪亮。
牧民们敬畏地看着蒸汽机车，对李砚的“神力”深信不疑。他们开始向图腾柱献祭，祈求天可汗的保佑，甚至将自己的孩子送到神庙当学徒，学习中原的文字和礼仪。
在非洲，祭司们则用更直接的方式——展示秦军的武器。他们让非洲人看火枪如何击穿木板，看开花弹如何炸塌房屋，告诉他们：“这是天可汗的怒火，谁敢反抗，就会被怒火吞噬。”
非洲部落的人们本就信奉神明，看到这些“神迹”，很快就放弃了原来的部落图腾，转而崇拜李砚。李烈趁机将这些部落编入“神户”，让他们跟随秦军作战，既消耗了人口，又巩固了统治。
这场信仰的战争，虽然没有硝烟，却同样惨烈。佛道的经文与印度教的梵音对抗，道家的丹炉与教会的十字架碰撞，神庙的图腾柱与部落的巫毒教较量……每一处异域的土地上，都在上演着信仰的争夺。
长安的李砚，看着各地传来的奏报，脸上没有丝毫波澜。他不在乎这些宗教本身，只在乎它们能否成为统治的工具。佛教瓦解印度的种姓，道教对抗欧洲的教会，神庙巩固草原和非洲的统治——只要能达到目的，哪怕手段强硬，甚至血腥，他也在所不惜。
“告诉王烈和赵勇，支持谁，打压谁，要把握好度。”李砚对兵部尚书下令，“信仰这东西，能用来维稳，也能用来作乱。让他们盯紧了，一旦有宗教势力想脱离掌控，立刻灭了，不用请示。”
他知道，这场信仰的战争，比战场上的厮杀更漫长，也更关键。只有让异域的人们，从信仰上认同大秦，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才能让那些用骨血铺就的土地，彻底融入帝国的版图。
夕阳西下，慈恩寺的钟声早已消失在风中，取而代之的，是恒河边的诵经声，多瑙河畔的道号声，草原上的祭祀歌……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谱写着大秦扩张史上，最隐秘也最深刻的一章。而李砚，就是这场信仰战争的幕后指挥者，用宗教的利刃，剖开异域的迷障，为帝国的未来，开辟出又一条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