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黑龙江开江了。
巨大的冰排互相撞击着，发出雷鸣般的巨响，缓缓向下游移动。江水浑黄，带着冰碴和残雪，浩浩荡荡奔向大海。江岸两侧，越冬的草木被冰水冲刷，露出了新鲜的泥土气息。对岸，苏联远东的森林还覆盖着残雪，但也能看到星星点点的绿色。
合作社的边境贸易考察团，此刻正站在黑龙江边的黑河市码头上。郭春海、金成哲、格帕欠，还有合作社新招的俄语翻译小柳，四个人都穿着厚重的棉大衣，江风吹得人脸颊生疼。
“那就是布拉戈维申斯克。”小柳指着对岸的城市，用不太流利的俄语发音说，“苏联远东第三大城市，阿穆尔州首府。人口二十多万，工业发达，但轻工业品奇缺。”
郭春海举起望远镜。对岸的城市规模不小，能看到成片的厂房、住宅楼，还有冒着白烟的烟囱。但街道上的车辆很少，行人也不多，显得冷冷清清。
“听说苏联现在物资匮乏？”他问。
“非常匮乏。”小柳是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毕业的，对苏联情况很了解，“苏联重工业发达，但轻工业落后。老百姓缺吃的、缺穿的、缺用的。商店里货架空荡荡，排队都买不到东西。”
这正是合作社的机会。合作社有山货、有服装、有电器，都是苏联人需要的。而苏联有木材、有皮毛、有钢材，都是中国需要的。互通有无，利润巨大。
但边境贸易不是想做就能做的。八十年代末，中苏关系刚刚解冻，边境贸易还处在试探阶段，政策不明朗，手续复杂，风险也大。
郭春海这次来，就是要摸清情况，打通关节。
“小柳，你联系的中间人什么时候到？”
“约的是上午十点，在码头边的贸易公司见面。”
看看表，九点四十。还有二十分钟。
四个人在码头边转了转。黑河市不大，但因为是边境口岸，显得很热闹。街道两边有不少商店，卖的都是苏联货：望远镜、手表、军大衣、伏特加、鱼子酱。也有中国货：方便面、火腿肠、白酒、羽绒服。两种货物混在一起，形成奇特的景象。
一个商店门口，几个苏联人正在买东西。他们穿着厚重的呢子大衣，戴着皮帽，身材高大，鼻梁高挺。手里拿着卢布，比比划划地跟店主讨价还价。语言不通，就用计算器按数字，或者用手势。
“他们在买什么？”格帕欠好奇地问。
“好像是白酒。”金成哲说，“苏联人爱喝酒，但他们自己的伏特加不够喝，就过来买中国白酒。”
果然，那几个苏联人买了一箱二锅头，兴高采烈地扛走了。
十点整，小柳带着郭春海他们走进一家挂着“北疆贸易公司”牌子的二层小楼。一楼是展厅，摆着各种样品：苏联的木材、钢材、化肥；中国的服装、食品、日用品。二楼是办公室。
中间人是个五十多岁的精瘦男人，姓孙，在黑河做边贸多年，门路很广。看到郭春海，他热情地握手：“郭队长，久仰大名！合作社的生意做得大啊，都做到边境来了！”
“孙经理客气了。”郭春海说，“我们是来学习的，还请孙经理多指教。”
“好说好说。”孙经理请他们坐下，沏上茶，“郭队长想做哪方面的贸易？”
“我们合作社有山货——人参、鹿茸、貂皮；有轻工业品——服装、电器、小商品。想换苏联的木材、钢材，还有重工业设备。”
孙经理眼睛一亮：“这些都是紧俏货。不过郭队长，边境贸易有规矩，得按规矩来。”
“请讲。”
“第一，要有进出口权。你们合作社是集体企业，得申请边境小额贸易经营权。”
“这个我们在办，省外贸厅已经批了。”
“第二，要有配额。木材、钢材都是管制商品，每年有配额限制。你们第一次做，配额可能不多。”
“能弄到多少？”
“我估计，木材五百立方，钢材一百吨，这是上限。”
郭春海在心里算账。五百立方木材，按市场价每立方五百元，就是二十五万；一百吨钢材，每吨两千元，就是二十万。加起来四十五万。用合作社的货去换，利润至少翻倍。
“够了，先试试水。”
“第三，要有运输渠道。”孙经理说，“货从苏联运过来，要过海关，要办手续。你们是自己运，还是找运输公司？”
“我们自己有车队。”金成哲说，“八辆卡车，专门跑长途。”
“那最好。”孙经理点头，“自己人运，放心。不过苏联那边路况不好，车要结实。”
“这个我们有经验，西线都跑过。”
谈完基本条件，孙经理说：“这样吧，我先带你们过江，去布拉戈维申斯克看看。见见那边的合作伙伴，实地考察考察。”
过江要办手续。孙经理去边防站开了通行证，又联系了摆渡船。船不大，能坐二十来人，柴油发动机突突响，在江面上划开一道白浪。
江水很急，船晃得厉害。小柳晕船，脸色发白，强忍着。格帕欠倒是很兴奋，第一次出国，东张西望。
二十分钟后，船靠岸。踏上苏联的土地，感觉立刻不一样了。街道更宽，建筑更高大，但更破旧。路上的车都是拉达、伏尔加这些老式苏联车，开起来哐当响。行人穿着朴素，很多人的大衣打了补丁。
孙经理带他们去了一家贸易公司。经理叫伊万——跟满洲里那个伊万同名，但不是一个人。这个伊万更年轻，四十来岁，金发碧眼，会说简单的中文。
“欢迎，中国朋友！”伊万热情地拥抱每个人，身上有浓重的伏特加味，“孙，这就是你说的郭队长？”
“对，合作社的郭队长，大老板。”孙经理介绍。
“好！好！”伊万拉着郭春海的手，“郭，我们合作，赚大钱！”
在伊万的办公室，双方开始正式谈判。伊万的公司是国营的，但现在已经半私营化了——这是苏联改革的新事物，叫“合作社”，跟中国的合作社同名但不同质。
伊万的需求很明确：食品、服装、日用品。他拿出清单：面粉一千吨，食用油五百吨，白糖三百吨，还有羽绒服、牛仔裤、电子表、录音机，数量都很大。
郭春海看了清单，摇摇头：“伊万先生，你要的量太大了。我们第一次合作，先从小批量开始。这样，我先给你发一个车皮的货试试。”
“一个车皮？太少！”伊万不满意，“至少五个车皮！”
“伊万先生，做生意要讲诚信。”郭春海耐心解释，“你先看看我的货质量怎么样，市场反应怎么样。如果好，下次再加量。如果不好，损失也小。”
孙经理翻译过去，伊万想了想，同意了：“好吧，一个车皮。但货要好，不能是次品。”
“你放心，合作社的货，都是最好的。”
谈完中方供货，接下来谈苏方供货。伊万能提供木材、钢材、化肥，还有废旧机床——苏联重工业淘汰下来的，但在中国还很先进。
“机床？”郭春海来了兴趣，“什么机床？”
“车床，铣床，冲床，都有。”伊万说，“都是六七十年代的，保养得还不错。你们拉回去，修修就能用。”
这确实是好东西。中国工业落后，很多工厂还在用三四十年代的老机器。苏联的废旧机床，对中小企业来说是宝贝。
“怎么换？”
“按重量。”伊万说，“一吨钢材换两吨食品，一吨机床换三吨食品。”
这个比例有点黑。但郭春海知道，苏联人急需食品，愿意出高价。
“可以，但我要先看货。”
伊万带他们去仓库。木材堆得像小山，都是上好的红松、白桦，直径都在三十厘米以上。钢材锈迹斑斑，但厚度、规格都符合标准。机床更让人心动，虽然旧，但结构完整，配件齐全。
“这些货，我都要了。”郭春海当场拍板，“第一批，我要一百立方木材，二十吨钢材，五台机床。”
“好！”伊万很高兴，“郭，你爽快！我也爽快！价格给你优惠！”
谈完生意，伊万请他们吃饭。在一家俄式餐厅，吃红菜汤、黑面包、烤肠，喝伏特加。苏联人喝酒豪爽，一杯接一杯，不醉不归。郭春海酒量不错，但也架不住伊万这么劝，最后还是金成哲替他挡了几杯。
吃完饭，伊万又带他们去逛市场。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市场跟黑河差不多，也是中苏货混杂。但苏联货更多：军用望远镜、手表、照相机、皮草，都是中国紧俏货。价格比黑河便宜不少。
郭春海买了几架望远镜，准备带回去给合作社的猎手们用。又买了几块苏联手表，虽然笨重，但走时准，耐摔。
在市场里，他们遇到了几个中国倒爷。这些人胆子大，背着一大包货，在苏联市场里兜售。卖的是牛仔裤、电子表、泡泡糖，很受苏联年轻人欢迎。一个倒爷告诉郭春海，他一个月跑两趟，能赚五千块。
“比在国内做生意赚得多。”倒爷说，“就是风险大，被警察抓了要罚款，货没收。”
“怎么不被抓？”
“得有关系，得给警察塞钱。”倒爷压低声音，“这边跟国内一样，有钱能使鬼推磨。”
郭春海记在心里。在苏联做生意，不光要有货，还要有关系，要会打点。
回到黑河，已经是傍晚。孙经理请他们吃饭，总结一天的收获。
“郭队长，感觉怎么样？”孙经理问。
“机会很大，但水也很深。”郭春海实话实说，“苏联确实缺物资，我们的货在那里能卖高价。但政策不稳定，手续麻烦，还有各种潜规则。”
“是啊。”孙经理叹气，“我做边贸五年了，起起落落。政策一变，生意就黄。所以得灵活，得快进快出，不能压货。”
“孙经理，如果我们合作社跟你合作，你能提供什么帮助？”
“我能帮你们办手续，过关，联系运输，处理关系。”孙经理说，“当然，要收中介费，货值的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不低，但值得。没有孙经理这样的地头蛇，合作社很难在边境站住脚。
“可以。”郭春海说，“但我们要签正式合同，明确权利义务。”
“没问题。”
接下来的三天，郭春海他们都在黑河活动。见了海关、边防、商检的人，请客吃饭，送礼打点。又联系了运输公司，谈了运费。还考察了仓库，选了存放货物的地方。
一切准备就绪，第一批货该发了。
合作社从哈尔滨调来两车皮货：五十吨面粉，二十吨白糖，一千件羽绒服，五百台电子表，还有各种日用品。总价值三十万。
货物运到黑河，报关，检验，装船。苏联那边，伊万已经办好了手续，货船直接开到布拉戈维申斯克码头。
三天后，伊万打来电话——用那种老式摇把电话，声音杂音很大，但能听清：“郭！货到了！非常好！市场抢疯了！羽绒服一天卖光，电子表半天卖光！还要！还要更多！”
郭春海松了口气。第一步成功了。
“伊万，钱怎么结？”
“卢布还是美元？”
“美元。”郭春海很清醒。卢布贬值快，美元坚挺。
“好，美元。第一批货，三万五千美元，已经汇到香港账户。”伊万说，“郭，第二批什么时候发？我要双倍的量！”
“马上发。”郭春海说，“但伊万，我要的货呢？”
“准备好了！一百立方木材，二十吨钢材，五台机床，都在码头仓库。你随时来拉。”
“好，我明天派人去拉。”
第二天，金成哲带车队过江，把苏联的货拉回来。木材质量很好，都是直径三十厘米以上的原木。钢材规格齐全，虽然有点锈，但不影响使用。机床更让人惊喜，虽然是六十年代的产品，但精度还在，稍加维修就能用。
这些货运回哈尔滨，一转手就赚了十万。刨去成本和各种费用，净赚五万。
第一批边境贸易，圆满成功。
合作社立即召开了董事会，决定加大投入。成立边境贸易部，由金成哲兼任经理。在黑河设办事处，派常驻人员。购买专用车辆，办理长期通行证。
同时，郭春海也看到了更深层次的机会。苏联不光缺轻工业品，更缺食品、药品、医疗设备。而苏联的重工业设备、技术、人才，正是中国需要的。
如果能建立长期稳定的贸易关系，合作社就能在边境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
但风险也显而易见。苏联政局不稳，经济混乱，政策朝令夕改。今天能做的生意，明天可能就违法了。而且边境地区鱼龙混杂，走私、贩毒、偷渡什么都有，稍不注意就可能卷入麻烦。
得小心谨慎，稳步推进。
郭春海定下了边境贸易的原则：第一，合法经营，绝不走私；第二，现金交易，绝不久拖；第三，小额多批，绝不压货；第四，广交朋友，绝不树敌。
按照这个原则，合作社的边境贸易慢慢做起来了。从每月一个车皮，增加到每月五个车皮，再到每月十个车皮。贸易品种也从最初的食品、服装，扩展到建材、机械、化工产品。
半年后，合作社已经成为黑河口岸最大的边贸企业之一。每月贸易额超过百万，利润三十万。
边境贸易的成功，带动了合作社其他业务的发展。运输队更忙了，车队增加到十五辆。野味店的苏联客人多了，伏特加、鱼子酱成了招牌菜。歌舞厅的苏联姑娘来表演，带来了异国风情。
更让郭春海高兴的是，边境贸易解决了很多就业。合作社在黑河的办事处雇佣了二十多人，有翻译、报关员、业务员、司机。这些人都来自东北，在家门口就能赚到高工资。
但树大招风。合作社在边境贸易上的成功，引来了嫉妒和竞争。
一些老牌边贸公司开始打压合作社，举报他们“走私”“偷税”“行贿”。海关、边防三天两头来检查，虽然查不出问题，但耽误时间，影响生意。
还有本地混混，看到合作社赚钱眼红，来收保护费。办事处被砸过两次，货物被抢过一次。
郭春海知道，这是必经的过程。在别人的地盘上赚钱，就得承受这些。
他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方面，加强跟官方的关系，该交的税交，该捐的款捐，该走的关系走；另一方面，组建自己的安保队伍，从合作社调来十个猎手，都配枪，保护办事处和货物。
同时，他也在寻找新的突破口。黑河口岸竞争太激烈，可以考虑其他口岸：绥芬河、满洲里、珲春……
边境贸易这条路，既然走通了，就要走宽，走远。
八月，郭春海带着考察团去了满洲里。这里的边贸更活跃，而且主要跟蒙古做生意。蒙古缺物资更严重，要价更高。
在满洲里，他遇到了老熟人——伊万，满洲里那个伊万。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合作开发蒙古市场。
“郭，蒙古人穷，但矿多。”伊万说，“铜矿、煤矿、金矿，他们都有。我们可以用日用品换矿产品，赚大钱。”
“矿产品允许出口吗？”
“现在政策松了，可以。”伊万说，“我有关系，能办下许可证。”
又一个机会摆在面前。郭春海心动了。矿产品利润更高，而且能跟国内钢厂合作，形成产业链。
“干！”他下定决心，“先从铜矿开始。”
边境贸易，就像一扇刚刚打开的门。门里是广阔的市场，巨大的机会，但也有未知的风险。
郭春海带着合作社，小心翼翼地迈进门里。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
他知道，这条路很长，很难。但他更知道，这条路必须走。
因为改革开放的大潮来了，边境开放了，机会就在眼前。抓住机会，合作社就能上一个新台阶；错过机会，就可能被时代淘汰。
他要带着合作社，抓住这个机会，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夜深了，郭春海站在黑河码头上，看着对岸布拉戈维申斯克的点点灯光，心里充满感慨。
一条大江，隔开两个国家，两种制度。但现在，贸易的桥梁搭起来了，经济的纽带连起来了。
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力量，这就是时代发展的潮流。
合作社走在这股潮流中，是幸运的，也是必然的。
他要做的，就是掌好舵，让合作社这艘船，在潮头上行稳致远。
江风猎猎，吹动他的衣襟。对岸的灯光，像星星一样闪烁。
明天，又有新的货物要发，又有新的生意要谈。
边境贸易这条路，越走越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