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钟响起时，苏明远已在客栈中端坐良久。今日便是正式向朝廷汇报地方政绩的日子，这不仅是对他三年来工作的检验，更是他能否在朝堂立足的关键一战。他将面对的不再是郑大人府中那种相对温和的政治聚会，而是朝廷正式的考核与质疑。
昨夜李景行的密谈让他深刻意识到，自己已不再是那个可以置身事外的地方小吏。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态，都将决定他在这场政治博弈中的位置。
天色渐明，苏明远换上最正式的朝服，将述职文书仔细检查了一遍。这份报告他反复修改了数十次，既要如实反映政绩，又要把握好尺度，不能显得过分张扬，也不能过于谦逊。每一个数据、每一项措施，都需要经得起最严苛的审视。
吏部的大堂庄严肃穆，高悬的匾额在晨光中闪闪发光。苏明远走进这座决定无数官员命运的建筑，内心涌起一种复杂的感受。作为现代人，他对官僚体系有着理性的认知；作为古代官员，他又必须在这个体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苏明远，下县知县，奉召述职。他向守门的吏员报告自己的身份。
苏大人请随我来，诸位大人已在议事厅等候。吏员恭敬地引路。
议事厅比苏明远想象的更加威严。正中高悬皇帝御书的匾额，两侧列坐着七八位朝廷大员，个个神情严肃。苏明远一眼就认出了其中几位——吏部尚书、户部侍郎，还有一位身着深紫袍服的老者，从品级来看应该是相当重要的人物。
下官苏明远，参见诸位大人。苏明远行礼时，暗中观察着在座诸位的神情。有的温和，有的冷漠，有的若有所思，政治立场的分野在这些细微的表情中若隐若现。
苏知县，免礼。吏部尚书开口道，声音威严而不失和蔼，今日召你述职，主要是了解你在下县三年来的政务情况。你可将政绩详细禀报。
苏明远深吸一口气，开始了他精心准备的汇报：下官承蒙圣恩，得以在下县任职三年。三年来，下官兢兢业业，不敢懈怠，在诸多方面均有所建树。
他首先汇报了最基础的数据：下县原有人口八千三百户，现增至九千一百户；田地原有三万二千亩，新开垦良田一千八百亩；年税收原为银两三千二百两，现增至四千一百两，增幅达百分之二十八。
听到这些数字，在座大员的神情有了微妙变化。增加税收而不引起民变，这在地方治理中并非易事。
增税近三成，百姓可有怨言？户部侍郎直接发问，语气中带着质疑。
苏明远早有准备：回大人，下官所增之税，非加重百姓负担所致，而是通过改进征收方式、杜绝中间盘剥、鼓励垦荒开田等措施实现。实际上，百姓的负担较之前还有所减轻。
哦？何以见得？一位之前沉默的官员开口了，这是苏明远没有见过的面孔，但从座位安排来看地位不低。
下官建立了详细的户籍档案，记录每户的土地、人口、收入状况，按实际能力征税，避免了以前富户逃税、贫户多征的弊端。苏明远解释道，同时简化征收程序，减少中间环节，杜绝了胥吏的层层盘剥。
纸上谈兵容易，实际执行如何？那位深紫袍服的老者终于开口，声音低沉而有力，显然是在场最有威望的人物之一。
苏明远知道关键时刻到了：下官不敢只凭口说，请看实证。他从袖中取出一册详细的账簿，这是下县三年来的详细收支记录，每一笔收入、每一项支出都有据可查。
账簿递上去后，几位大员传阅，不时点头。苏明远能看出，这种详细的财政记录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体现了他现代管理理念的优势。
除了税收，你还有什么政绩可述？吏部尚书继续询问。
下官在任期间，还注重教育和民生。苏明远继续汇报，新建义学三所，招收贫家子弟入学；修筑水渠五里，改善农田灌溉；整顿治安，大案要案发生率下降六成；推行新的农业技术，粮食产量增加两成。
新的农业技术？有人好奇地问道。
主要是改进耕作方式，推广一些更科学的种植方法。苏明远谨慎地解释，不能说得太过超前，比如合理轮作、精细施肥、选育良种等。这些方法虽然古已有之，但在下县推广得还不够。
正当气氛逐渐和谐时，一个尖锐的声音突然响起：苏知县，你这些所谓的创新措施，可有上级批准？擅自改革，岂不是藐视祖宗成法？
苏明远转头看去，说话的是一位年约五十的官员，面容严厉，眼神锐利，显然是来者不善。从其他人的反应来看，此人在朝中也颇有影响力。
这是苏明远预料中会遇到的挑战。在这个尊崇传统的时代，任何创新都可能被扣上违背祖制的帽子。他必须小心应对。
回大人，下官所行皆在职权范围内，并未违背朝廷法度。苏明远不卑不亢地回答，《周礼》有云：随时制宜，《论语》亦言：学而时习之。古圣先贤早就告诉我们，治理需要因时因地制宜，不能僵化守旧。
巧言令色！那官员冷笑道，你这是强词夺理。祖宗成法岂是你一个小小知县能够随意更改的？
气氛突然紧张起来。苏明远意识到这不仅是对他政绩的质疑，更是政治立场的较量。他需要在不正面冲突的前提下，坚定地为自己的理念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