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的春风，似乎比往年都多了几分躁动。冰雪消融得格外利落，才进三月，杨树就已吐出毛茸茸的穗子，柳枝迫不及待地染上新绿。秦建国小院门楣上方，悄悄挂上了一块不大的深褐色木牌，上面是王娟亲手镌刻的“木之脉”图形，底下是朴拙的“北木”二字——这是商标核准注册后，顾编辑的建议：“挂起来，是个念想，也是个态度。”
牌子挂了，变化也随之而来，且比以往更加复杂微妙。
最直接的是访客。不再仅仅是好奇的街坊、求购的商人或探访的文化干部，开始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面孔。有夹着皮包、自称某某“文化艺术开发公司”经理的，开口就是“品牌授权”、“连锁加盟”；有操着南方口音、说可以代理“北木”作品在港台及东南亚销售的“经纪人”；甚至还有两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带着翻译，说是看了某本西方艺术杂志对《痕·迹》的评论，专程前来“考察合作可能性”。他们不再像以前的陈经理那样直接谈注资控股，话题更多围绕着“限量版复制”、“国际巡展代理”、“高端品牌联名”等听起来更“高级”、也更让人眼花缭乱的概念。
秦建国照旧是客气接待，但心里的警惕弦绷得更紧。他让王娟主要负责接洽和记录，自己则更多时候退到工作台后，用沉默的劳作来应对这些喧嚣。他清楚，这些人看中的，是“北木”这个刚刚有了“合法身份”的牌子，以及它背后可能带来的文化附加值和商业利益，而不是院子里这些呼吸着的木头和流淌着的手艺。
徒弟们的反应也各不相同。李强对这些“大生意”表现出本能的疏离和务实的不信任，他更关心院子里新进的一批老榆木料阴干得是否到位，以及接下来要帮刘婶娘家打的那套组合柜的图纸细节。李刚则有些懵懂，只觉得师父越来越忙，来找的人说话也越来越难懂。变化最大的是宋志学和，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王娟。
宋志学被那些“国际巡展”、“品牌联名”的说法撩拨得心绪难平。他觉得，“北木”既然已经在艺术上获得了认可，又在法律上有了“身份”，就应该抓住机会，走到更广阔的舞台上去，与更“前沿”、“当代”的思潮和实践对话。他私下里和秦建国提过几次，是否可以尝试与国外画廊或设计师合作，创作一些更具“实验性”和“话题性”的作品，而不是总困在“春城记忆”或“节气”这类相对“地域化”的题材里。
“师父，我不是说咱们现在的东西不好。”宋志学努力组织着语言，眼睛里有光在跳跃，“我是觉得，咱们可以走得更远。就像顾老师要给出书，不也是想让‘北木’被更多人看见、思考吗？和国外合作，也是一种被看见的方式，而且可能碰撞出完全不一样的火花。”
秦建国没有立刻反驳，只是问：“志学，你觉得，和那些人合作，他们最想要的是什么？是你说的‘火花’，还是‘北木’这个牌子带来的别的东西？如果‘火花’溅出来的样子，不是咱们熟悉的、甚至不是咱们喜欢的，怎么办？到时候，是听他们的，还是听木头的？”
宋志学语塞，但眼神里的渴望并未熄灭。
王娟的变化则更为内敛而深刻。随着与顾编辑合作整理书稿的深入，以及应对越来越多“商业性”来访者的需要，她开始有意识地拓展自己的知识边界。除了继续学习设计理论，她还开始关注起法律（尤其是经济合同法、着作权法方面的基础知识）、市场营销以及简单的财务管理的书籍。她甚至托周明远的关系，去市里的夜校旁听了几节相关的课程。她的笔记本上，除了工艺数据和设计草图，开始出现关于“品牌价值”、“知识产权保护”、“合作风险点”的思考摘要。
她私下里和秦建国有过一次长谈。“师父，我觉得，光会做东西、光有理，不够了。现在牌子有了，书要出了，盯着的人多了，好话坏话都来了。咱们得有人能看懂外面的‘游戏规则’，知道哪些坑不能踩，哪些机会可以试着抓住，但又不丢了根本。志学有艺术上的冲劲，强哥有手上的稳当，李刚肯学。我……我想试试，做那个能帮咱们看清路、把住门的人。” 她说这话时，眼神清澈而坚定，不再是那个只埋头整理资料、画设计图的女徒弟。
秦建国看着她，心中感慨万千。他想起当年那个在广交会上为他准备中英文说明的沉静姑娘，如今已能清晰地看到更远、也更复杂的风雨。“娟子，难为你了。这条路，不轻松。但你说得对，咱们需要这么一双眼睛，一颗清醒的脑子。你大胆去做，去学，师父支持你。有拿不准的，咱们一起商量。”
开春后，顾编辑的书稿进入了最后的图片甄选和文字润色阶段。为了拍摄更高质量的作品照片和创作环境照片，顾编辑从北京请来了一位专业的摄影师。摄影师姓赵，四十来岁，话不多，但眼神锐利。他在小院住了三天，不仅拍摄作品，更多时候是将镜头对准秦建国和徒弟们工作的状态：李强奋力推刨子时手臂肌肉的线条，王娟对着图纸凝神思索的侧影，宋志学打磨茶器时屏息专注的眼神，李刚清理木屑时那份小心翼翼的虔诚，以及秦建国在黄昏时分，独自摩挲一块木料、仿佛倾听什么的背影。
赵摄影师说：“顾老师让我拍的，不仅是东西，更是人，是‘北木’的‘气’。这些东西，照片比文字更直接。”
书稿最终定名为《根脉：北木十年》。顾编辑特意请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工艺美术史家作序。序言里写道：“……‘北木’之道，不在奇巧，而在笃实；不在炫技，而在格物。其刀下有山河岁月之忆，其木中有故土人情之温。于浮嚣时风中，守此根脉，尤为可贵。” 这些话，秦建国反复读了好几遍，觉得说出了他心里有却说不出的东西。
就在书稿即将付印、小院似乎逐渐适应了“成名”后的新节奏时，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悄然而至。
四月的一天，一位自称是某省画报记者的年轻人来到小院，说是要做一篇关于“新时代传统工艺振兴”的专题报道，想采访秦建国。年轻人能说会道，对“北木”的作品如数家珍，甚至提到了《痕·迹》在柏林的细节，让人不由生出几分亲切。采访进行得很顺利，年轻人还拍了不少照片。
报道很快在那本发行量不小的画报刊登了。文章本身写得还算客观，重点介绍了“北木”的艺术特色和传承故事。但配发的一张照片和图片说明，却引发了争议。照片拍的是秦建国工作室里堆放的、尚未处理的各式老木料，其中几块明显是旧建筑构件和工业零件。图片说明却写着：“‘北木’广泛收集民间‘废料’、‘旧物’，化腐朽为神奇，体现了环保与创新的理念。”
这则报道被春城本地一家晚报转载，标题变成了更吸引眼球的：《化腐朽为神奇！看春城木匠如何点“废”成金》。报道转载后，很快有读者（据说是一位退休的历史学者）给晚报写信，质疑“北木”所用的某些旧建筑构件可能具有文物价值，随意改制是否妥当？是否涉嫌破坏文物？是否办理了相关手续？
虽然只是读者来信，且语气更多是疑问而非指责，但在“北木”刚刚获得品牌认可、顾编辑的书即将出版的当口，这样的质疑显得格外刺眼，甚至有些危险。一时间，小院里气氛有些凝重。
“这不是瞎说吗！”李强气得不行，“咱们收的那些房梁、旧机器板子，都是人家拆房子、淘汰机器时当破烂处理的，哪有啥文物？咱们让它们活了，还有错了？”
王娟蹙着眉头：“师父，这事可大可小。虽然信里只是质疑，但万一被不了解情况的人放大，或者有心人利用，对‘北木’的声音会有影响。咱们得有个回应。”
秦建国沉思着。他想起关老爷子当年拾取老木料时那份珍重与考究，也想起自己这些年挑选木料时那份“读懂”其前世今生的用心。他从不认为自己在“破坏”，相反，他觉得自己是在“延续”和“唤醒”。但这种感受，如何对外界言说？
顾编辑得知此事后，特意打来长途电话。“秦师傅，别慌。这事儿，我看未必是坏事。它正好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传统工艺在当代，如何处理与历史遗存、与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这是一个学术和实践中都需要面对的课题。你们‘北木’的实践，其实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案例——基于深刻理解和尊重之上的创造性转化。书里正好有一节谈到你们对‘有故事的木头’的运用，我们可以把这一节稍微加强，正面回应这种关切。另外，我建议你们可以主动联系一下市文物管理部门或者高校历史系的老师，请他们来看看你们用的料，做个非正式的鉴定或咨询，把情况说清楚。清者自清，但主动沟通能消除很多误解。”
秦建国采纳了顾编辑的建议。通过沈父的关系，他们请来了市博物馆一位退休的老研究员和工业大学一位研究近代工业史的老师。两位老先生在院子里待了大半天，仔细查看了那些被质疑的木料，又听了秦建国讲述每一块的来源和故事。
老研究员最后笑着说：“秦师傅，你放心。这些构件，从建筑史和文物定级的角度看，够不上文物级别，属于一般性的历史遗存物。你能把它们收集起来，用艺术的方式赋予新的生命和价值，这是好事，是积极的保护利用，不是破坏。晚报那位读者的担心可以理解，但情况并不属实。”
工业史的老师则对那些工业旧木料更感兴趣，详细询问了出处，并做了记录，说这是研究本地工业史的鲜活素材。“秦师傅，你们这简直是个小型工业遗存标本库啊！这种利用方式，很有意义。”
一场小小的风波，在主动、坦诚的沟通下，化为无形，甚至还为“北木”赢得了一些专业人士的认可。这件事给秦建国和徒弟们都上了一课：名声越大，责任越重，需更加谨言慎行，也要学会更有效地与外界沟通。
初夏的阳光已有些灼人。《根脉：北木十年》的样书终于送到了小院。深灰色的布面精装，封面中央凹印着那方“木之脉”的图形，厚重而质朴。翻开书页，精美的作品图片、详实的创作手记、深入的理念阐述，还有那些记录着劳作瞬间的黑白照片，将“北木”十年的风雨历程，凝固于纸墨之间。
秦建国抚摸着光滑的书页，看着照片上自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院落、工具和面孔，心中涌动着难以言喻的情感。这本书，像一份庄重的成人礼，也像一面清晰的镜子，既照出来路，也映出来来。
他抬起头，看向院子里。李强正挥汗如雨地处理新到的木料，王娟在树荫下和一位前来咨询定制事宜的客户交谈，宋志学对着新设计的草图凝神思考，李刚则小心翼翼地给一件即将完工的小件作品上最后一遍蜂蜡。
蝉声轰鸣，光阴流转。牌子挂了，书出了，风雨经历过了，路也似乎更清晰了些。
秦建国合上书，站起身。他知道，属于“北木”的下一个十年，就在这平凡而坚实的每一天里，在每一缕飘散的木香中，在每一道即将落下的刻痕里，悄然开始了。而他能做的，依然是拿起工具，俯下身，倾听木头的语言，走稳脚下的每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