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块“鹅卵石”落入枯井的闷响，在郑耀先听来，像一声沉重的叹息，又像一道最终落下的闸门。
声音很快被福德祠周围萧瑟的风声吞没。他站在原地，保持着微微弯腰的姿势，仿佛真是个在破庙前随意投石许愿的路人。帽檐下的目光锐利如鹰，不动声色地扫过周围——颓败的围墙，荒草萋萋的角落，远处巷口模糊的人影。没有异动，至少他视野所及没有。
心脏在胸腔里擂鼓，后颈的肌肉绷得像拉满的弓弦。刚才那一掷，角度、力道、时机，都在他心中预演过无数遍。自然吗？够隐蔽吗？有没有哪道藏在暗处的视线，捕捉到了这转瞬即逝的异常？
他直起身，拍了拍手上并不存在的灰尘，动作带着一种被生活磋磨后的疲惫和随意。然后转身，拉低帽檐，脚步不疾不徐地汇入巷子零散的人流，仿佛只是个偶然路过、无所事事的中年人。
每一步，都踩在刀刃上。直到推开家门，听到里面孩子隐约的嬉闹声，闻到厨房飘来的、熟悉的家常饭菜味道，他悬在喉咙口的那口气，才缓缓地、一点一点地吐出来。
胶卷送出去了。那份凝聚着“国光”野望和“珊瑚”毒刺的终极秘密，终于脱手。压在心头最重的那块巨石，蓦然移开，带来一种近乎虚脱的轻盈感，随即又被更空旷的等待填满——等待组织确认接收，等待未知的结局，等待悬在头顶的那把铡刀，最终落下。
接下来的日子，表面上与之前停职软禁时并无二致。窗外的梧桐树抽出嫩芽，又渐渐舒展成片片新绿。邻居家的收音机照常咿呀，巷口的孩童依旧嬉闹。但郑耀先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监视的目光似乎更加密集，也更加不加掩饰。巷口修鞋摊的“摊主”换了个更年轻的；斜对面二楼那扇窗户，几乎整天开着；连淑仪偶尔出门，身后缀着的“尾巴”都从一条变成了若有似无的两条。
家，成了透明玻璃缸。他们一家，就是缸里游动的鱼，每一个摆尾，每一次呼吸，都被缸外冷漠的眼睛记录、分析。
郑耀先的“表演”也进入了新阶段。他不再刻意维持那种被冤屈的愤懑，反而流露出更多消沉和倦怠。练字时，败笔越来越多，常常对着宣纸发半天呆；看书时，眼神涣散，一页书能看上一个时辰；对淑仪和孩子的关切，也蒙上了一层力不从心的麻木。他需要让监视者相信，这个失势的、被怀疑的旧军官，正在日复一日的软禁和无形压力下，逐渐失去锐气，耗干心志，变成一个真正的、无害的“废人”。
淑仪却在这令人窒息的平静中，日渐消瘦。她敏锐地察觉到了丈夫身上那种微妙的变化——不是消沉，而是一种……完成了某件极其重要之事后的、近乎释然的平静，这平静底下，又深藏着不容触碰的决绝。这比直接的焦虑更让她恐惧。夜里，她紧挨着他，听着他平稳得近乎刻意的呼吸，自己的眼泪却无声地浸湿了枕畔。白天，她更加小心翼翼，把所有的担忧都咽回肚里，只把最温暖的笑容和尽可能丰盛的饭菜端上桌，试图用家的微光，照亮他前路无边的黑暗。
孩子们也安静了许多。老大老二似乎懵懂地意识到，家门口那些陌生的叔叔，和父亲不再上班的事实有关，他们玩耍时不再大声喧哗，看父亲的眼神里多了小心翼翼的探寻。襁褓中的曦儿，是唯一不受影响的，他兀自茁壮成长，黑亮的眼睛好奇地打量世界，偶尔发出咿呀之声，成了死寂屋子里唯一鲜活的声音。
时间在紧绷的平静中，滑入了民国四十三年的九月。台北的春天吝啬而阴郁，连绵的冷雨下个不停，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像一块浸满了水的脏抹布，拧也拧不干。湿气无孔不入，渗进墙壁，渗进衣服，更渗进人的骨头缝里，带来一种摆脱不掉的阴冷。
然后，毫无征兆地，某种比湿冷更刺骨的东西，开始在这座岛屿的地下世界和某些特定的圈子里，悄无声息地蔓延。
起初只是极其隐晦的流言，像地底暗河涌动的汩汩声，模糊难辨。郑耀先是从一个以前勉强算有交情、如今避他唯恐不及的旧同僚那里，偶然捕捉到一鳞半爪。那人在街上偶遇，眼神躲闪，匆匆点头便要离开，却被郑耀先状似无意地拦住寒暄。对方脸色发白，额角冒汗，压低声音飞快地吐出几个词：
“出大事了……地下边……”
“蔡……蔡乾坤……省工委那个……落网了……”
“听说……骨头软，没顶住……”
“要变天了……大清洗……”
蔡乾坤掌握着台湾地下组织相当一部分的脉络和机密！他的被捕和叛变，不啻于一场毁灭性的地震！
郑耀先面上不动声色，甚至还顺着对方的话头，表达了一个“前”情报官员应有的震惊和对“党国肃奸”行动的支持，心里却像瞬间坠入了冰窟。虽然他这条线与此人并无直接交叉，属于更高层级、更绝密的单线，但如此高位者的叛变，引发的必然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疯狂的反扑和无限扩大的怀疑。毛人凤和他的“忠诚调查小组”，绝对会像嗅到血腥味的鬣狗，趁机将之前所有积压的疑点、所有看不顺眼的人、所有他们想动而不敢动或找不到借口动的目标，统统扔进这场“肃奸”的绞肉机里！
他的“巧合”，他的嫌疑，在“蔡乾坤叛变”这个大背景下，将被无限放大，从一个需要证据的“疑问”，迅速变成一个“宁可信其有”的“清除目标”！
山雨欲来，黑云压城。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此刻听起来如同万千铁蹄，正从四面八方合围而来，步步紧逼。
家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连最懵懂的孩子都感受到了那骤然降临的、令人喘不过气的压力，不敢大声说话。淑仪的脸失去了最后一点血色，做事时手抖得厉害，不小心碰翻了针线盒，彩线滚了一地，她蹲下身去捡，捡了几次都没捡起来。郑耀先走过去，默默握住她冰凉颤抖的手，一根一根，帮她把线捡起，放回盒里。两人的手指都冷得像冰，触碰时，细微的战栗清晰可辨。
没有语言。一切尽在不言中。最后的时刻，真的近了。
十二月中旬的一个下午，连日的阴雨居然短暂地歇了。惨白的阳光有气无力地穿透云层，照在湿漉漉的街面和屋顶上，反射出冰冷的光泽。郑耀先像往常一样在书房“消磨时间”，实际是在做最后的清理。几页写有特殊符号的草纸在烟灰缸里化为灰烬，几本边缘可能留下翻阅痕迹的书籍被悄悄调整了顺序。他做得从容不迫，仿佛只是在整理杂物。
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了与往常截然不同的动静。
不是一辆，而是至少两三辆汽车疾驰而至、猛踩刹车的声音，轮胎摩擦湿滑地面，发出尖锐的嘶鸣。紧接着，是沉重、杂乱、迅疾的脚步声冲上台阶，粗暴的砸门声如同惊雷般炸响，伴随着冷硬得不带一丝人气的喝令：
“开门！紧急公务！”
该来的，终于来了。
郑耀先的手微微一顿，将烟灰缸里最后一点纸灰碾散。他站起身，仔细地抚平身上那件半旧藏青长衫的衣襟和袖口，动作平稳，甚至带着一丝惯常的整饬。镜子里的男人，面色有些苍白，眼窝深陷，但眼神却异常平静，深不见底，所有翻涌的情绪都被牢牢锁在了那潭幽深之下。
他走出书房。淑仪已经抱着曦儿站在客厅中央，身体僵硬得像一尊雕塑，脸上毫无人色，只有那双睁大的眼睛里，盛满了濒临破碎的惊恐和绝望。老大老二被吓住了，躲在保姆身后，小脸煞白。
“耀先……”淑仪的嘴唇翕动着，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滚滚而落。
郑耀先走到她面前，深深地、深深地看了她和孩子们一眼。那目光复杂得难以描绘，有锥心的歉疚，有刻骨的不舍，有诀别的痛楚，更有一种无法动摇的、磐石般的坚定。他伸出手，似乎想最后摸一摸曦儿柔嫩的脸颊，指尖在触及前微微蜷缩了一下，最终，只是重重地、却又极其克制地，按在淑仪剧烈颤抖的肩膀上。
“别怕。”他的声音不高，却异常沉稳，带着一种奇异的安抚力量，“照顾好孩子。”
说完，他毅然转身，走向那扇正在被疯狂砸响的大门。
门从外面被猛地推开，力道之大，让门板撞在墙上发出砰然巨响。几个身穿中山装、面色冷峻如铁的调查组成员堵在门口，为首的是谭阎王手下那个脸上带疤的马队长，眼神凶戾。门外台阶下，还肃立着几名荷枪实弹的士兵，枪刺在惨白的阳光下闪着寒光。
“郑耀先！”马队长唰地抖开一张盖着猩红大印的逮捕令，声音如同铁石相击，“奉毛局长暨‘忠诚调查小组’令，你涉嫌‘通匪窃密’，即日起正式逮捕！带走！”
没有多余废话，两名膀大腰圆的行动队员立刻抢上前，一左一右，如同铁钳般牢牢扭住郑耀先的双臂，力道凶狠，几乎要捏碎骨头。
郑耀先没有挣扎，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他只是在被扭住胳膊的瞬间，用尽全身力气，最后回头，看了一眼门内。
淑仪死死咬着下唇，鲜血渗了出来，却硬生生将哭声憋在喉咙里，只有大颗大颗的眼泪无声滚落。怀里的曦儿被这紧张恐怖的气氛吓到，突然“哇”地一声爆发出尖锐嘹亮的啼哭。那哭声撕心裂肺，如同最后的挽歌，狠狠刺穿了屋内死一般的寂静，也狠狠刺穿了郑耀先的心脏。
他的身体几不可察地晃了一下，但迅速稳住了。他猛地转回头，面朝门外那一片惨白冰冷的阳光，将所有软弱的情绪彻底斩断。
“走吧。”他吐出两个字，声音平淡无波，仿佛只是出门办理一件寻常公务。
他被粗暴地推搡着下了台阶，押进其中一辆车窗被黑布遮得严严实实的汽车。引擎轰鸣，轮胎碾过积水，溅起浑浊的水花。透过车窗缝隙最后一丝狭小的视野，他看见自家那扇门迅速变小、模糊，淑仪抱着孩子孤零零立在门口的身影，如同狂风中即将熄灭的残烛，凝固在无边的寒意里。
车厢内光线昏暗，充斥着烟草和皮革的浑浊气味。马队长和另一名行动队员将他夹在中间，目光如鹰隼般牢牢锁定着他，一言不发。
郑耀先靠坐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他不知道车子会开往何处，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怎样的炼狱。但他知道，从踏出家门的那一刻起，那个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郑耀先，就已经死了。
剩下的，只是一个代号，一个信念，一个必须坚守到生命最后一刻的秘密。
汽车在湿滑的街道上疾驰，窗外模糊的光影飞速流转，最终淹没在一片越来越深的、仿佛永无尽头的黑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