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1年伊始，一股前所未有的建设热潮如同高温热病，席卷了维恩，并沿着连接卡西科尔与叙拉古的“走廊”疯狂蔓延。卡尔所在的“莱塔尼亚-哥伦比亚联合精密仪器公司”规模扩大了三倍，新厂房是钢架和玻璃结构的哥伦比亚式建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卡尔被提升为高级技术顾问，拥有了一间用毛玻璃隔开的独立小办公室。他的薪水足以让他搬进一个更宽敞的、带浴室和阳台的公寓。他买了一辆哥伦比亚产的“闪电”牌摩托车，引擎的轰鸣声让他偶尔能感受到一种虚假的、驾驭速度的自由。
这时的维恩，已几乎看不到战争的伤疤。市中心，摩天楼拔地而起，外立面装饰着华丽的几何图案，是哥伦比亚“装饰风艺术”与莱塔尼亚传统元素的生硬结合。夜晚，霓虹灯招牌将街道映照得如同白昼，爵士乐从无数的夜总会、舞厅和咖啡馆里倾泻而出，萨克斯风的声音嘶哑而亢奋，仿佛在拼命掩盖着什么。
卡尔的生活被卷入这种节奏。他穿着公司发的、料子笔挺但款式拘谨的西装，参加由哥伦比亚经理举办的鸡尾酒会。酒会上，香槟流淌，穿着晚礼服的哥伦比亚商人和他们衣着光鲜的莱塔尼亚合作伙伴谈笑风生，谈论着最新的并购案、股票行情和移动城邦的宏伟蓝图。卡尔端着酒杯，站在角落里，感觉自己像个误入异国盛宴的幽灵。他听着那些夸张的言辞，看着那些在战争期间或许同样挣扎、如今却迅速积累起惊人财富的新贵们，胃里总会泛起一阵不适。这种繁荣，带着一种暴发户式的喧嚣和浮夸，缺乏根基。
1043年，卡尔被公司派往“走廊”地带的其他工业城市进行技术支援。他骑着摩托车，穿梭于新兴的工业区。他看到，在哥伦比亚资本和技术加持下，新的源石加工厂、化工厂、机械制造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高耸的烟囱日夜不停地喷吐着浓烟，将天空染成一种灰黄色。然而，就在这些现代化的工厂围墙外，是大片杂乱无章、拥挤不堪的工人住宅区，低矮的棚屋与工厂的宏伟形成刺眼的对比。来自山区和乡村的工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入，拿着微薄的薪水，在恶劣的环境中挣扎求存。
贫富差距以最直观的方式撕裂着社会。卡尔在返回维恩的途中，亲眼看到一列挂着哥伦比亚国旗的豪华专列，与一列挤满了面色晦暗、前往工厂打工的劳工的闷罐货车，在岔路口交错而过。车窗内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种强烈的不安感攫住了他，这景象比战场的尸山血海更让他感到一种结构性的恐怖。
1045年前后，社会矛盾开始公开化。卡尔的公司也爆发了罢工。工人们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穿着制服的私人保安和工人纠察队在工厂门口对峙。卡尔作为技术管理人员，处境尴尬。他理解工人们的诉求，他们的生活成本在飞涨，而公司的利润大部分流向了哥伦比亚股东和少数莱塔尼亚高管。但他也受困于自己的职位，必须保持“中立”。他冷眼看着哥伦比亚经理请来的共和国警察“维持秩序”，看着政府派来的调解员在劳资双方之间和稀泥。最终，罢工在小幅加薪和秋后算账的开除中草草收场。卡尔意识到，这个共和国政府，似乎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真正解决底层的问题，它更像是一个在资本和民众压力之间摇摆不定的蹩脚裁判。
也是在这段时间，街头的政治氛围变得愈发诡谲和危险。除了原有的退伍军人团体，一些新的激进组织开始出现。他们穿着统一的制服（通常是某种颜色的衬衫），组织严密，行动迅速。卡尔下班时，多次看到他们成群结队地游行，高呼着极端的口号：“莱塔尼亚是莱塔尼亚人的！”“粉碎《金盏花》枷锁！”“清除国家的蛀虫！”他们的宣传画开始出现在墙上，画面夸张而具有煽动性，常常将经济困境归咎于特定的少数种族（如黎博利人）和“唯利是图的哥伦比亚资本”。卡尔曾目睹他们与持不同政见的团体发生暴力冲突，砖块飞舞，棍棒交加，而警察往往姗姗来迟。这种有组织的暴力，与战场的混乱不同，它更冷静，更富目的性，让人不寒而栗。
1048年，卡尔在一次去特里蒙出差参加工业博览会时，真正感受到了所谓“黄金时代”的顶峰。特里蒙的繁华让维恩相形见绌，移动城邦的雏形已经显现，高科技的展示令人眼花缭乱。但在返回莱塔尼亚的列车上，他听到几个哥伦比亚商人在包厢里大声谈论，语气轻蔑：“……莱塔尼亚人？他们除了熟练的双手和廉价的劳动力，还有什么？他们的共和国就是个笑话，再过十年，这里的一切都将是哥伦比亚的……”
卡尔闭上眼睛，列车轮子撞击铁轨的“咔嚓”声，仿佛变成了“罂粟园”那些高卢人进攻前的鼓点。他明白，这炫目的“黄金20年”，本质上是一场巨大的、由外资驱动的幻觉。莱塔尼亚并没有真正站起来，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跪着。表面的繁荣之下，仇恨、绝望和暴力的种子正在肥沃的土壤里生根发芽。他仿佛能看到，在那片曾经开满罂粟花的土地上，一种更加怪异、更加危险的“花朵”，正在悄然孕育，只等一个时机，就要破土而出，吞噬掉眼前这所有虚假的光鲜。而他，和无数像他一样的小人物，只能被裹挟在这洪流中，等待着命运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