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冬，乌拉尔山脉的风雪相较同年更加猛烈，寒风如同无数冰冷的刀刃，混杂着细碎的冰渣，无情地从西伯利亚原始松林的缝隙中冲出，扑打着围坐在一小堆苟延残喘的篝火旁那十几个人的身上。
火苗微弱地跳跃着，对抗着仿佛能冻结灵魂的严寒，勉强能给这十几个人提供着一丝可怜的光线和微不足道的暖意。
这里是红军“乌拉尔复仇者”游击支队的最后一个隐蔽营地，如果这还能被称为营地，不过是林间一片相对背风的洼地，地面上结着厚厚的冰壳，坐下时能听见布料与冰面摩擦的脆响。
曾经，这支由溃散的红军士兵、当地民兵和不愿屈服的老百姓组成的队伍，最鼎盛时有过两百多人，像一根扎在欧盟联军漫长补给线上的毒刺。
但现在，篝火旁只蜷缩着十七个身影。他们衣衫褴褛，棉絮从破口处绽出，沾满了污泥和冰碴，有的人为了保暖，把缴获的白军破军毯剪开来裹在身上，红蓝布料斑驳交错。
脸庞被冻疮、饥饿和极度的疲惫侵蚀得不成样子，眼窝深陷，嘴唇干裂得渗出血丝，只有偶尔抬起的眼神里，还残留着一丝属于西伯利亚野狼般的顽强与警惕。
队长伊万·彼得罗夫，一个前沙俄军队的老兵，曾参加过西线对德奥的大大小小的战役、也在南线的高加索对付奥斯曼帝国，后因不满国内的制度和国家的腐败，转而投身红军，此刻的他更像是一块被风霜反复打磨过的顽石。
他脸上布满了冻疮愈合又破裂留下的紫红色疤痕和深深的皱纹，仿佛西伯利亚的严冬在他脸上直接刻下了年轮。
他粗糙得像树皮的手里，紧紧捏着一小块比石头还硬、需要用牙齿费力啃咬才能留下痕迹的黑面包——这是昨天搜寻村庄时找到的最后一点存粮。
啃面包的间隙，他会下意识摩挲腰间那把磨得发亮的马刀，刀鞘上刻着的“为了祖国”早已模糊，却仍是他每晚睡前必摸的物件。他的目光，浑浊却异常坚定，像钉子一样死死盯着摊在沾满雪水泥泞的地面上、那张已经磨损起毛、字迹模糊的旧地图。
“看这里，”彼得罗夫的声音沙哑低沉，仿佛砂纸摩擦，他伸出那根缺了半截指甲的食指，用力戳在地图上一个用烧焦的树枝小心翼翼圈出来的点上，力道之大，几乎要戳破那脆弱的纸张。
“‘狼脊’桥。欧盟的联军从西面，从他们那些该死的占领区方向运来的弹药、油料、还有填饱他们肚子的粮食，十有八九，都要经过这座该死的桥，才能像血液一样，输送到他们正在猛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部队手里。”
他抬起头，那狼一般的目光缓缓扫过每一张在火光映照下显得更加憔悴的脸庞，“我们都见过德军的装甲车有多蛮横，他们的机枪有多致命。但他们不是神！他们和我们一样，是血肉之躯，要吃饭，要穿衣，他们的枪炮需要子弹才能响！断了他们这座桥，就等于掐住了他们的喉咙，打断了他们向前爬的腿！”
角落里，一个戴着镜片已经裂开、用线勉强缠住的眼镜的年轻人，安德烈，原本是喀山大学物理系的助教，此刻怯生生地抬起头，推了推那不堪重负的眼镜，声音细微得几乎被风声淹没：
“队长……我……我们算上您，只有十七个人。能正常射击的莫辛纳甘步枪只有三杆，子弹……我昨天清点过，加起来不到两百发。手榴弹……只剩下五颗，而且引信情况都不太好……我们……我们拿什么去堵桥？德军不是傻子，他们肯定派了重兵把守这种要害地方……”
他说着，手指无意识地抠着自己冻得发紫的袖口，那里还别着一支钢笔——那是他妻子送的结婚礼物，现在成了他唯一的念想。
“硬碰硬？我们当然不行！那不是勇敢，是愚蠢的自杀！”一个满脸凶悍、左边耳朵只剩下一小块残缺耳根的老兵，谢尔盖，粗暴地打断了安德烈的话。他的声音如同破锣，那只残缺的耳朵是内战初期与白匪搏杀时留下的印记。
“但是，小子，你忘了我们是谁？我们是这片林子的影子！我们像地鼠一样熟悉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道沟坎！我们可以在他们必经的路上埋设地雷，就用我们收集的那些炮弹壳、铁钉和自制的火药！等他们的运输队大摇大摆地过来，轰！或者，我们可以在晚上，像幽灵一样摸过去，用炸药炸他们的桥墩！”
谢尔盖说着，拍了拍腰间挂着的两枚手榴弹，那是他从一个德军军官的尸体上搜来的，一直舍不得用。
“炸桥墩？”安德烈扶了扶眼镜，语气带着担忧，尽管此刻显得如此不合时宜，“我……我观察过，‘狼脊’桥是钢架结构，桥墩是钢筋混凝土的，非常坚固，我们那点炸药，恐怕……恐怕连个像样的缺口都炸不出来……”
“那就打他们的车队！”另一个声音响起，带着一种近乎偏执的、被绝望点燃的狂热。说话的是瓦西里，一个儿子死于德军空袭的火车司机，他的棉衣胸口处，缝着一小块褪色的红布，里面包着儿子的一缕胎发。“打掉他们一辆运油车，就能烧掉他们几十吨宝贵的燃油！打掉一辆弹药车，就能让前线的德国佬和白匪少放无数炮弹！我们要堵桥！不一定要把整座桥都弄塌！我们要的是让那些德国佬知道，从这座桥上走，就要准备好付出血的代价！要让他们每次过桥都胆战心惊，拖延他们的时间，增加他们的损失！这，就是堵桥！这就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为了苏维埃！”
“我们要堵桥！”
这句话，像一块沉重的石头，投入了这群幸存者近乎死寂的心湖中，激起了一圈圈悲壮而绝望的涟漪。
此刻，支撑他们的，早已不是什么宏大的战略蓝图，也不是来自遥远的伊尔库茨克和赤塔的模糊命令，而是最原始、最直接的动力——为了在这片被战火蹂躏的土地上活下去，为了给那些被夺走家园、被屠杀的亲人和战友复仇，为了让那些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也尝尝他们所带来的痛苦和恐惧的滋味。
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悲壮而决绝的情绪，在这十七个被逼到生存边缘的灵魂中，无声地凝聚、升腾。
同一天，德军前线，某装甲掷弹兵集结地，钢铁巨兽下的渺小个体
细密的雪花，如同上帝撒下的冰冷骨灰，悄无声息地飘落，覆盖在A7V战斗坦克冰冷、布满划痕和锈迹的装甲上，积起了薄薄的一层白色。
帝国的士兵们，这些曾经怀揣着梦想加入“巴巴罗萨行动”的年轻人们，此刻像被抽走了魂灵，蜷缩在泥雪混合的散兵坑里，或是挤在勉强能阻挡部分风雪的简陋帐篷下，就着冰冷僵硬的指尖，默默地咀嚼着铁皮罐头里那半凝固、油腻而乏味的牛肉，罐头标签上的生产日期早已模糊，隐约能看出是半年前的存货。
连续数月跨越数千公里的推进，泥泞、严寒、无休止的小规模战斗和神出鬼没的冷枪，早已将他们初入西伯利亚时的那份盲从和傲慢，消磨殆尽，只剩下深入骨髓的疲惫和对未来的茫然。
泥雪在散兵坑里凝结成冰冷的糊状，靴底碾过湿滑的冻土，寒气顺着裤管往上钻，这一刻，西伯利亚的狂风暴雪仿佛远在天边，他们的思绪总会不受控制地飘向远方
他们有的会想起母亲揉面时案板上的麦香，刚出炉的面包带着焦脆的外壳，掰开时热气裹着甜味，能暖透整个寒冬的清晨；有的会念起女友或妻子在站台送别时的模样，她攥着衣角，眼眶泛红，欲言又止的模样里，藏着说不尽的牵挂与不舍，那目光和信物像一根细细的线，牵着他们走过枪林弹雨；有的也会记起离家时父亲拍在肩上的那只手，语气里满是掩饰不住的骄傲，说“穿上军装，你就不再只是我的儿子，更是德意志的战士。记住‘上帝与我们同在’，像普鲁士军人那样坚守纪律与勇气，为祖国的荣耀而战，别让家族蒙羞， —— 我们在家等你，等你带着胜利的消息，喝庆功的啤酒。”
可转身时，却瞥见父亲悄悄擦拭眼角泪痕的动作，那挺直的脊背里，藏着多少不愿言说的担忧与心疼。 这些柔软的念想，在泥泞与硝烟的裹挟中愈发清晰，成了支撑他们在刺骨严寒与生死边缘挣扎的微光，也成了心底最痛的牵绊——越是眷恋，越怕辜负，懂得这场战争的人，是为了守护那些再也不愿错过的温暖。
年轻的列兵汉斯·施密特，一个来自巴伐利亚宁静农庄的农家子弟，他认为参军作战是一种光荣使命，此时他正借着铅灰色天空投下的微弱光线，用一块冻得发硬的破布，机械地擦拭着他那支Gew毛瑟步枪的枪机。
他的手指早已冻得麻木红肿，动作僵硬而笨拙，每擦一下，指关节都会发出轻微的“咔咔”声。
“嘿，弗兰茨，”他对着旁边一个胡子拉碴、蜷缩在军大衣里像头冬眠熊的老兵说道，声音在寒风中有些发抖。
“听说……家里已经下大雪了，不过没这里要大，我家的那些花斑奶牛，这个时候……早该赶进温暖的棚子里了，不知道汉娜有没有记得每天给它们刷毛……”
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穿着连衣裙的妹妹和父母在农庄前的合影，照片边缘已经被摩挲得起了毛。
老兵弗兰茨，一个经历过凡尔登、彼得格勒、莫斯科战役的德军老兵，哼了一声，往几乎失去知觉的手里哈着微薄的热气，白雾瞬间消散在冰冷的空气中：
“想家了？小子，省省力气吧，那玩意儿在这里是奢侈品。多想想眼前，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天知道那座该死的城市前面，还有什么鬼东西在等着我们。”
“布尔什维克们……他们就像这地里的土拨鼠，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从哪里钻出来，打不完，杀不绝。再看看这鬼天气，”
他踹了一脚旁边一辆 5吨卡车的轮胎，上面结着厚厚的冰霜，“妈的，发动机都快冻成铁疙瘩了。这仗，真他妈的……”
他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用锡箔纸包着的小包裹，里面是一小块奶酪和一小块巧克力，他每个掰了一半递给汉斯，“拿着，昨天后勤偷偷塞给我的，比我们吃的猪食罐头强点。”
不远处，一名年轻的中尉军官，裹着厚实的将校呢大衣，戴着皮手套，看着散兵坑里那些士气低落、眼神麻木的士兵，眉头紧紧锁成了一个疙瘩。
他叫阿尔弗雷德，原本是柏林大学的学生，为了能赢得他喜欢的女孩子的青睐以及他父亲对他的认可，他选择了参军，但随着深入俄罗斯腹地，他脑海里的“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民族自豪感和最初的愿望，此刻却在内心深处产生了动摇。
他心里清楚，部队赖以生存的进攻锐气，正在被这无边无际的寒冷、日益漫长的补给线和无处不在的死亡威胁，一点点地消磨、侵蚀。
每个人的心里，或许都在无声地呐喊着同一个问题：我们还要向前走多远？这该死的战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尽头？
阿尔弗雷德中尉口袋里揣着一封家书，母亲在信里说妹妹已经病了很久，家里没钱治病，问他能不能寄点钱回去，可他连自己的温饱都难以保证，而且能不能活着回去也是一个问题。
[标注:暂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