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莽林海，吞噬了队伍的踪迹，也暂时隔断了日军梳篦般的扫荡。化整为零的抗日火种，如同蒲公英的种子，飘散进这片银装素裹的山川沟壑，它们的生存，不再仅仅依靠钢铁般的意志，更依赖于深扎在这片黑土地下的，另一条无形的、却更为坚韧的生命线——那些看似卑微，却怀揣着家国大义的普通百姓。
铁柱带着他的三十多人，沿着一条几乎被积雪掩埋的兽道，艰难地跋涉了三天。饥饿让每个人的眼前都开始发黑，队伍里那个在突围时肺部中弹的年轻战士小顺子，咳嗽得越来越厉害，脸色灰白，仿佛下一秒就会熄灯断气。
“队长……放下我吧……”小顺子气若游丝，每说一个字都带着肺叶拉扯的嘶嘶声。
“放屁！”铁柱低吼，亲手用树枝和藤条加固着担架，“老子答应过司令，要把你们一个不少地带回去！”
就在队伍濒临绝境时，他们遇到了老猎户孙永福。老人是在下套子时发现他们的，他像一尊沉默的雪雕，在树林阴影里观察了他们很久，确认不是伪装的日伪军后，才悄无声息地现身。
孙永福话不多，布满老茧和冻疮的手指了指一个方向，便转身带路。他将铁柱他们引到一处极其隐蔽的山坳，那里有一个他早年挖来存放皮子和过冬物资的地窖入口，上面覆盖着积雪和枯枝，完美地融入了环境。
地窖低矮、阴暗，散发着泥土和兽皮混合的气味，却比外面温暖得多。孙永福默默地将自己储备的几张狍子皮铺在角落，又拿出小半袋冻硬的肉干和一小罐珍贵的动物油脂。
“这里，安全。”他指了指小顺子，“他，不能待上面。鬼子……查得严。”
将重伤员藏匿在自己最重要的物资储藏点，这意味着一旦暴露，不仅是灭顶之灾，更是断了自家过冬的后路。铁柱这个硬汉子，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他抓住孙永福粗糙的手，用力晃了晃，千言万语只化作两个字：“谢了！”
孙永福摇了摇头，浑浊的眼睛里没有任何波澜，只是低声说：“打鬼子，都一样。”
与此同时，在另一条山沟里，陈明带领的二十多人小队，幸运地摸到了一个只有五六户人家的小聚落。这里几乎与世隔绝，百姓对外面“闹联军”的事情半信半疑。
当他们小心翼翼地在村外现身时，看到的不是欢迎，也不是恐慌，而是一种麻木的、带着审视的沉默。一个抱着孩子的瘦弱女人，看到战士们破烂的衣衫和冻得发紫的脸颊，眼神里闪过一丝不忍，随即飞快地抱着孩子躲回了屋里。
陈明下令队伍在村外树林里露宿，不许进村扰民。
傍晚时分，那个抱孩子的女人，和另外一个年纪稍长的大嫂，挎着篮子，踩着厚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到了树林边。篮子里是几十个还带着体温的玉米面饼子，虽然掺了大量的野菜和麸皮，黑黄相间，却散发着诱人的食物香气。
“长官……家里……就这点能入口的了……”年轻女人有些怯生生地把篮子递过来，不敢看战士们的眼睛，“你们……真是打鬼子的？”
陈明接过篮子，那点微弱的温热却烫得他手心发疼。他郑重地点头：“大嫂，我们是抗日联军，专打鬼子和汉奸，保护咱老百姓的。”
年长些的大嫂叹了口气，低声道：“前几天有伪保长来传话，说谁家藏了‘红胡子’，全家都得枪毙……你们……快吃，吃了快走吧，这地方也不太平。”
战士们默默地分食着这来之不易的饼子，咀嚼得异常缓慢珍惜。一个半大的小战士，吃着吃着，眼泪就大颗大颗地掉了下来，混着饼子一起咽下。这不是委屈，是滚烫的、被理解和支持的感动。
在更广阔的区域内，这样的故事在不断上演。
王老蔫的侦察分队，依靠一个曾被日军烧了房子、杀了儿子的“关系户”樵夫，获得了附近日军据点换防和巡逻路线的最新情报，成功避开了一次合围。
赵大海带着几个技术骨干，在一个曾受过联军医疗队救治的采药人家中，暂时落脚，利用这短暂的安宁，抢修着几支几乎报废的步枪。
甚至有胆大的半大孩子，成了各小队之间的“小交通员”，他们穿着臃肿的破棉袄，揣着鸡毛信，穿梭在敌人眼皮底下的山路间，传递着简短的讯息，维系着分散火种之间那根纤细却未断绝的联系。
这些百姓，他们不懂太多大道理，甚至很多人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但他们认得清谁是祸害，谁在真心保护他们。他们用自己最朴素的方式——一个地窖，几个饼子，一句提醒，甚至只是一个沉默的指引，支撑着这支濒临绝境的队伍。
杨帆带着指挥部在密林中不断转移，每当收到各小队通过秘密渠道传来的、关于得到百姓帮助的简短汇报时，他紧锁的眉头才会稍稍舒展。他对着地图，对身边的青山和陈明说：“看，这就是我们真正的根基。鬼子可以占领城池，可以烧毁村庄，但他们永远割不断这鱼水之情。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这白山黑水，就是淹没侵略者的汪洋大海。”
然而，他也清楚地知道，这种依赖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百姓的庇护所并非铜墙铁壁，一旦某个环节被敌人嗅到，带来的将是毁灭性的连锁反应。生存的希望与潜伏的危机，如同双生子，在这冰冷的季节里，同时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