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锁困局如同沉重的枷锁，制约着新生的力量。林川关于设立“新政协调会”的构想，经由王贞仪、顾炎成等人之口，在议会内部悄然流传，并迅速得到了那些深受部门掣肘、利益纠缠之苦的务实派官员的共鸣。然而，欲立新制，必先破旧习，这“协调”二字，触动的乃是根深蒂固的部门壁垒与权力疆界。
提议甫一在议会正式提出，便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反对。其阻力不仅来自一贯唱反调的都察院李守俊，更来自内阁部院本身。吏部担忧此会架空六部权责，户部警惕其干涉钱粮调度，工部则不满其可能对工程项目的指手画脚。就连一些原本对格物院抱有同情态度的官员，也因担忧权力结构剧变而持保留态度。
“荒谬！”一位礼部老臣在议事时拂袖而起，“朝廷自有法度，六部各司其职，方是治国正道！今设此不伦不类之‘协调会’，权责如何界定？与内阁是何关系？与六部如何分权？此非理顺政事，实乃添乱之源！”
李守俊的抨击则更为尖锐，直指核心：“此议包藏祸心！名为‘协调’，实欲另立中枢，集权于少数人之手！长此以往，内阁形同虚设，六部沦为附庸，陛下之权柄亦将旁落！此乃王莽、曹操之流故智，臣誓死反对！”
面对汹涌的反对声浪，王贞仪与顾炎成等人意识到，欲速则不达。他们调整策略，不再追求建立一个权限宽泛的常设机构，而是提出一个更为务实、目标有限的临时性方案：针对当前迫在眉睫的“青霉素原料供应”与“铁路沿线民生安置”两大具体难题，由皇帝特旨，成立一个“非常设事务协调小组”。
此小组仅就这两项具体事务，拥有召集相关部院（户部、工部、漕运总督府、南京府等）协商、调阅非核心文书、并向内阁提出整合性建议之权。其成员由议会推荐、皇帝任命，以王贞仪、顾炎成、郑森及一位相对开明的户部侍郎为核心，定期议事，事毕即散。
这是一个大幅缩水、权限被严格限制的折中方案。它更像是一个高级别的“专项工作小组”，而非一个常设权力机构。也正因其目标有限、权限清晰、且具有明确的时效性，反对的声浪才得以稍稍平息。经过又一轮激烈的讨价还价，甚至惊动了深居宫中的皇帝亲自过问权衡后，这个“临时协调小组”的设立，终于以极其微弱的优势获得通过。
小组的第一次会议，在一种微妙而紧张的氛围中于南京城内一处官署召开。与会者除了王贞仪等核心成员，还有被“请”来的户部漕运司主事、工部营缮司郎中、以及南京府丞。这些部院官员脸上大多带着矜持与审视，甚至是一丝不易察觉的抵触。
会议伊始，便陷入了僵局。王贞仪提出，希望能从江南粮赋中，划拨出一部分非漕粮的麦麸、玉米，或允许工坊以市价直接向民间采购，由协调小组担保，户部予以手续上的便利。
户部漕运司主事立刻摇头：“王院判，非是下官不肯通融。粮赋征收、存储、调拨，自有章程。漕粮关乎京师根本，动不得。地方存粮亦需防备灾荒，岂能轻易划作他用？至于民间采购，数额巨大，易引致粮价波动，扰民之责，谁人担当？”
工部营缮司郎中对铁路沿线民生问题，则直接表示此非工部职责所在：“筑路之事，工部责无旁贷。然路成之后，百姓生计，乃地方有司（南京府）之责，我工部岂能越俎代庖？”
南京府丞则一脸为难：“府库空虚，焉有余财安置这许多百姓？且此事牵涉甚广，若无朝廷明旨专款，下官实在无能为力。”
各方固守职权边界，互相推诿，会议几乎寸步难行。顾炎成据理力争，郑森则以海贸实例说明灵活变通之利，但收效甚微。
首次协调，无功而返。王贞仪深感疲惫，她意识到，即便有了“协调”之名，若无法打破各部门“自扫门前雪”的积习，引入共同的利益驱动或责任捆绑，一切仍是空谈。
与此同时，在格物院内部，沈括的电力研究在极端低调和严格的安全措施下，取得了一个不起眼却关键的进展。他们通过对大量失败灯丝断口的微观观察（借助格物院自制的、倍数极高的放大镜），发现寿命较长的灯丝，其碳化结构更为均匀致密。他们改进了碳化工艺，通过控制升温曲线和惰性氛围，终于制备出了一批结构明显改善的新灯丝。虽然“光蚀”之谜仍未完全解开，但新灯丝在相同条件下的平均寿命，首次稳定地超过了二十个时辰。
这是一束在重重禁令与挫折的黑暗中，倔强地透出的一丝微光。沈拓在实验记录上郑重写下：“结构之秘，或为长寿之钥。然前路漫漫，仍需慎行。” 他知道，这点进步远不足以改变外界对“电”的观感，但至少，他们仍在向前摸索。
而在紫金山别院，林川得知协调小组首次会议受挫，并未感到意外。他在那张画着诸多连线的纸上，在“协调之始”旁注道：“初战受挫，意料之中。权责利之重构，非一日之功。当寻其利害共通之处，以实事破坚冰。” 他将目光投向了那份关于铁路运营收益的初步报告，一个模糊的想法开始形成。
协调之路，已然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尽管步履维艰，但毕竟，一个旨在打破藩篱、沟通各方的平台，已经搭建起来。接下来，是如何找到撬动这块坚冰的支点。这需要智慧，更需要耐心，以及，或许还需要一点点运气，去发现那隐藏在重重阻力之下，可能存在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