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标准制定总会”的成立与首次会议的成果，如同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南京官场激起了远比蒸汽机车事故更为深远的涟漪。它不仅仅关乎技术标准，更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一个由议会牵头、多方参与、甚至容纳“贱业”匠人的新型决策模式正在形成，并开始触及实质性的权力领域。
这股风潮终于不可避免地吹到了紫禁城的深处。
乾清宫内，檀香袅袅。天启帝朱由校看似随意地翻阅着东厂呈报的关于“标准总会”的详细记录，以及附带的几位内阁元老对此事的忧心忡忡的密奏。魏忠贤垂手侍立在一旁，屏息凝神。
“让匠人与朝臣同席议事……”天启帝的声音听不出喜怒，指尖轻轻点着奏报上“咨议”二字，“林爱卿倒是好魄力，好手段。”
魏忠贤小心翼翼地抬眼，低声道：“皇爷，老奴听闻，如今南京城内，颇有议论。言说这议会权力日重，格物院地位超然，长此以往，恐非国家之福。有些事，本该是陛下乾纲独断，或是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如今却……”
他没有把话说完，但意思已然明了。
天启帝沉默片刻，忽然问道：“魏伴伴，你觉得，这《大明约法》草案，核心为何？”
魏忠贤心中一凛，斟酌道：“老奴愚见，其核心……似是欲将天下权柄，分于议会、法司，乃至……约束内廷与外朝。”
“约束？”天启帝轻笑一声，带着一丝冷意，“他们是想给朕，也给这大明的天子，套上一个笼头。”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宫墙内四方的天空。“朕登基以来，北虏南倭，天灾人祸，国库空虚，朕何尝不想励精图治？林川等人所做之事，许多确也利于国计民生。然，权柄下移，纲纪松弛，此风断不可长！”
他猛地转身，目光锐利：“他们不是要讲‘法’吗？好！朕就和他们讲讲，这大明，最大的‘法’是什么！”
数日后，一道由皇帝亲自授意，司礼监直接下达的“中旨”，未经内阁票拟，也未经议会审议，直接发往工部和内府监局。旨意内容：为筹备明年祭天大典，彰显天子敬天法祖之诚，特命内府监局即日起，征用南京龙江宝船厂部分船坞、工匠及库存之南洋硬木、金丝楠木，用于建造天坛所用之斋宫、祭器及车驾仪仗。一应费用，由内帑直接支取。
这道中旨，如同一声惊雷，再次震动了朝野！
龙江宝船厂，如今已部分转型，正在承建“大明航运公司”急需的新式漕船和海船，其库存的南洋硬木更是制造关键船构件的战略物资。皇帝此举，不仅直接打断了重要的工业生产，更关键的是，它绕开了内阁和议会，以一种近乎蛮横的方式，重申了皇权在特定领域（尤其是祭祀、皇室用度）的绝对权力。
“陛下！此事万万不可！”周奎第一时间在议会发起紧急动议，情绪激动，“龙江船厂所涉，乃漕运、海运之要务，关乎南北物流与海防！祭天大典虽重，岂能动摇国本？且中旨不经程序，直发有司，此例一开，则《约法》精神荡然无存！臣请陛下收回成命！”
顾炎成更是引经据典，上书直言：“《礼记》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然‘祀’之耗费，亦当有度，且需合于礼法程序。今陛下以中旨调拨国之重器资源，于礼不合，于法无据！臣恐此非敬天，实为慢天！”
支持议会的官员和议员们群情汹涌，要求皇帝遵从《约法》草案规定的预算和资源调用程序。
然而，保守派官员们却如同打了强心剂。李守俊等人纷纷上表，盛赞皇帝“恪守祖制，敬天勤民”，并严厉驳斥周奎、顾炎成等人“妄议君上，大不敬”！
“祭天乃天子专属之责，关乎国运！所需物资，自当优先保障！内帑支取，更是陛下体恤民力，不动用国帑之仁政！尔等一再阻挠，究竟是何居心？莫非真要这大明，只知有议会，不知有陛下吗？！”李守俊在朝会上厉声质问，直接将矛盾提升到了皇权存亡的高度。
朝堂之上，顿时剑拔弩张。
面对皇帝的强硬和保守派的反扑，林川意识到，这已不是简单的资源争夺，而是“皇权”与“法权”的第一次正面、公开的冲突。皇帝在用实际行动试探《约法》的底线，也在重新划定权力的边界。
在议会核心层的秘密会议上，气氛凝重。
“陛下此举，意在立威。”徐承烈沉声道，“若我等退让，则《约法》形同虚设，议会权威扫地。”
“可若强硬对抗……”沈万三面露忧色，“那可是天子！一旦冲突激化，后果不堪设想。”
王贞仪蹙眉道：“能否寻一折中之策？既不全然否决陛下之意，亦需维护《约法》程序之尊严。”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林川。
林川沉吟良久，缓缓开口：“陛下以‘祭天’之名行权，我等便不能直接否定‘祭天’本身。硬顶，是下策。需以《约法》之‘法’，对陛下之‘权’。”
他提出策略：第一，议会立即起草一份《关于皇家用度及重大典礼资源调用程序之建议书》，明确此类调用，虽可优先，但仍需经过预算审议或议会报备程序，以确保透明、合规，并尽量减少对国计民生的干扰。将此建议书正式呈送皇帝，并抄送内阁。
第二，由周奎、顾炎成等人出面，与内阁中较为开明的大学士沟通，争取内阁在此事上能站在维护行政程序的立场，对司礼监的中旨进行一定程度的“封驳”或“拖延”，施加压力。
第三，在舆论上，不再纠缠于该不该祭天，而是强调“依法办事”、“程序正义”的重要性，将议题从“忠君”拉回到“法治”。
“我们要让陛下和天下人明白，”林川目光坚定，“《约法》非为限制君权，而是为了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即便是皇帝，其权力也应在一定的轨道上运行，如此方能避免昏君权臣祸国。这，才是对大明，对朱家江山最大的忠诚！”
博弈进入了最微妙的阶段。一份措辞恭谨但原则明确的建议书被送入宫中。内阁陷入了沉默与犹豫。市井间的议论，也开始出现“就算是皇上，用东西也该打个招呼、走个过场吧”的声音。
天启帝在乾清宫内，拿着那份议会呈送的建议书，脸色阴沉。他感受到了来自文官系统（哪怕是部分）、来自新兴议会、乃至来自民间舆论的无形压力。这种压力，不同于以往官员的劝谏，它更加系统，更具“法理”依据。
他可以选择强行推进，但势必导致与议会乃至内阁的公开决裂，这是他目前还不愿看到的。他也可以选择妥协，但这意味着他亲手建立的权威受到挑战。
皇帝的朱笔，在是否批复这份建议书的上空，久久悬停。
这场围绕几根木头、几座船坞的争执，其意义早已超越了物资本身。它成为了一块试金石，检验着在“制度复兴”的胎动中，皇权的边界究竟在哪里，而新生的“法权”，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