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营的生活，如同一座巨大的熔炉，将形形色色的人投入其中，用最残酷的方式淬炼其杂质，只留下最坚硬的钢铁。对于新兵党进而言，这里的一切既陌生又熟悉。陌生的是严苛的军纪、统一的号令和枯燥的操练；熟悉的，则是那弥漫在空气中的尚武精神，以及随时可能到来的生死搏杀。
他从小兵干起，站岗、巡哨、搬运物资，什么苦活累活都抢着干。在演武场上，他更是拼尽全力。朔州边塞磨练出的强健体魄和狩猎中学来的搏击技巧，让他很快在同侪中脱颖而出。他拉得开最硬的强弓，舞得动沉重的长矛，近身格斗时，那股不要命的狠劲儿更是让人胆寒。军官们开始注意到这个沉默寡言却勇猛异常的新兵，逐渐将他作为重点培养的对象。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原的政局再次发生剧变。后晋因杜重威等人的投降而灭亡，契丹人一度入主开封，但因其残暴统治激起强烈反抗，最终被迫北撤。中原权力出现真空，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其中，后汉的建立者刘知远短暂稳定了局面，但其死后，内部矛盾激化，政权摇摇欲坠。而时任后汉枢密使的郭威，因其战功卓着、治军严明，在军中威望日隆，逐渐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
党进所在的部队，很快被卷入了这场改天换地的洪流之中。当郭威因受猜忌、被迫起兵清君侧的消息传来时，军营中充满了躁动与不安。选择忠诚于摇摇欲坠的朝廷，还是追随深得军心的郭威，成为每个将领和士兵必须面对的问题。党进虽然位卑言轻，但他凭借在杜重威府中历练出的那点观察力，敏锐地感觉到，郭威一方代表着新的秩序和更强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他这样一个毫无背景的边塞子弟，只有在这样的乱局中，依附于一个强有力的领袖，才有可能打破阶层的壁垒，实现他博取功名的梦想。
于是，当部队最终决定响应郭威的号召时，党进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进去。这并非出于多么高深的政治见解，而更像是一种生存和向上的本能。他跟随大军，踏上了征战之路。这是他所熟悉的领域，刀剑的碰撞、战马的嘶鸣、鲜血的气息，都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与归属感。
在郭威军队中，党进如鱼得水。他作战极其勇猛，每次冲锋必在前列，仿佛不知死亡为何物。他的勇武并非盲目的莽撞，在朔州狩猎和早期军事冲突中积累的经验，让他懂得如何利用战场环境保护自己，如何寻找敌人的弱点。他像一头潜伏的猎豹，静时沉稳，动则如雷霆。在一次攻坚战中，他冒着如雨的箭矢，手持短斧，率先攀上城头，左劈右砍，硬是为后续部队打开了一个缺口。此战之后，他的名字开始在小范围内传开。
郭威建立后周，标志着五代乱世迎来了一个短暂而有力的中兴时期。新朝初立，论功行赏，拔擢人才。党进凭借在起义过程中的累累战功，被擢升为铁骑都虞候。这是一个中低级的军官职位，负责管理一小队精锐骑兵，但对于出身仆役的党进而言，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飞跃。他终于不再是任人驱使的小卒，而是有了自己直属的部下，可以独立执行一些军事任务。
作为铁骑都虞候，他的职责不再仅仅是个人搏杀。他需要负责麾下骑兵的日常训练，确保他们的马术、箭术和劈刺技艺保持在高水平；他需要安排巡逻、警戒任务，防范敌人的偷袭；有时，他甚至需要参与一些小型战役的策划与指挥。这对他提出了新的挑战。起初，他习惯于身先士卒，冲杀在前，却疏于对全队的协调掌控。但在实战的磨练和上级的指点下，他慢慢学会了如何运用号令指挥部队，如何根据敌情调整阵型，如何在混乱的战场上保持通讯畅通。
史书记载他曾“率军夜渡长江，第一个登上南岸抓了不少俘虏”。这很可能就发生在他担任铁骑都虞候期间，后周与南唐的某次边境冲突中。这次行动，完美展现了他的胆识与战术智慧。选择夜间渡江，是为了出其不意；他亲自担任尖刀，第一个踏上敌岸，是为了稳定军心，迅速建立桥头堡。这种冒险突袭的战术，与他在边塞狩猎时潜伏接近猎物的方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此战的胜利，不仅为他个人再添功勋，也让他在后周骑兵系统中树立了威信。
在郭威时代的后周军队中，党进完成了从一个勇猛士兵到一名合格中级军官的蜕变。他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战指挥经验，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忠诚”与“秩序”在军队中的重要性。郭威的治军风格，强调纪律严明、赏罚公平，这深深影响了党进。他明白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光靠个人的勇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严密的组织和绝对的服从。这段经历，为他日后在宋朝担任更高级别的指挥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乱世之中，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浪潮紧密相连。党进抓住了郭威起义这个机会，用他的勇猛和逐渐展露的才能，赢得了在新朝中的一席之地。他从一个被历史浪潮推着走的小人物，开始尝试着驾驭浪潮，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后周的崛起，为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而他也用汗与血，为这个新生政权的巩固，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