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是他！郑安邦心中最后一丝侥幸也破灭了，江渊这是铁了心要报复，动用了他作为省长的能量和其在纪委系统内的关系网。
“博安，难道就一点办法都没有？眼睁睁看着他们被冤枉？”郑安邦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
刘博安痛苦地摇了摇头：“郑叔，我现在能做的，就是确保办案过程在明面上不敢太过分，并且密切关注动向，一旦发现明显违规或者证据漏洞，我会立刻以市政府的名义提出异议，但是……”他顿了顿，声音更低，“如果上面铁了心要办成‘铁案’，甚至……动用一些非常规手段，我恐怕……力所不逮。”
离开刘博安的办公室，郑安邦的心情更加沉重，连一市之长都感到无能为力，可见对方布下的网有多么严密，攻势有多么凶狠，他知道，刘博安已经尽力了，在官场上，能像他这样明确表态并试图周旋，已属不易。
回到临时落脚的宾馆，妻子和儿媳早已等在那里，眼巴巴地望着他，看到郑安邦沉重的脸色，她们的心都沉了下去。
“爸，怎么样？刘市长怎么说？”李秀兰急切地问。
郑安邦摇了摇头，将情况简单说了一下，省略了刘博安提到的“非常规手段”和江渊直接干预的细节，只说是程序问题，暂时难以介入。
“那……那怎么办？我们就这么干等着？”女人们慌了神，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等不了！”郑安邦猛地站起身，在房间里踱步，“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刘市长那边走不通，我们就自己想办法！找律师！找关系！无论如何，要把情况递上去，要把他们的冤情说出来！”
接下来的两天，郑安邦拖着年迈的身躯，开始四处奔走，他找了过去在政法系统的老关系，找了知名的刑辩律师，试图了解情况、申请会见、甚至准备申诉材料，然而，他面对的是一堵无形却坚不可摧的墙。
所有的打听都石沉大海，或者得到一些含糊其辞、官方无比的回复，律师方面，一听是纪委正在调查的案子，而且可能涉及高层博弈，都面露难色，表示在调查阶段难以介入，建议“相信组织，耐心等待”。
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郑安邦第一次感到如此无力，他空有一身正气和过往的荣光，却在权力的精准打击和系统的铜墙铁壁面前，寸步难行。
郑家陷入了一片愁云惨雾之中，鸡犬不宁，求告无门，每一次电话铃声响起，都让家人的心提到嗓子眼，生怕传来更坏的消息。
而就在郑安邦在外奔走无果、家人忧心如焚的同时，在安市纪委那戒备森严的指定办案地点，郑开泽和郑峰正在经历着他们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最初的“谈话”还保持着表面上的程序，但随着郑开泽和郑峰的坚决否认和据理力争，办案人员的耐心逐渐消失，手段开始升级。
郑开泽被带进了一间没有窗户、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的房间，灯光24小时亮着，刺眼的白光让他无法分辨昼夜，审讯轮番进行，办案人员换了一拨又一拨，问题却翻来覆去就是那些莫须有的罪名。
“郑开泽，不要再负隅顽抗了！证据确凿，抵赖只会加重你的处罚！”
“想想你的家庭，你的孩子！承认了，或许还能从宽处理！”
“你以为你弟弟能救你吗？他自身难保！谁也救不了你！”
当言语施压和疲劳战术效果不佳时，更隐蔽的手段开始了，室温被刻意调得极低，只让他穿着单薄的衣衫；饭菜时有时无，且质量极差；当他极度困倦想要趴一会儿时，立刻会被大声呵斥或弄醒，他的生物钟被彻底打乱，精神处于高度紧张和极度疲惫的临界点。
一次长时间的夜间审讯中，一名面色阴沉的办案人员猛地一拍桌子，声音如同炸雷：“郑开泽！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签字！”一份事先写好的“认罪材料”被拍到他面前。
郑开泽抬起头，眼窝深陷，嘴唇干裂，但眼神却异常坚定，声音嘶哑却清晰：“我……没做过的事，打死我也不认！”
那办案人员眼神一厉，对旁边的人使了个眼色，两人上前，一左一右架起几乎虚脱的郑开泽，将他按在墙上，另一人拿起一本厚厚的书，垫在他胸口，然后用拳头猛击书本。
沉闷的撞击声在房间里回荡，郑开泽闷哼一声，感觉五脏六腑都移了位，剧痛让他瞬间蜷缩起来，但他咬紧牙关，没有惨叫，更没有求饶。
“签不签？！”恶狠狠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不……签……”郑开泽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更沉重的击打落在后背、腹部，疼痛如同潮水般将他淹没，冷汗浸透了单薄的衣衫，他眼前发黑，几乎晕厥，但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在支撑着他：不能认！认了，就毁了开叶！毁了郑家！死也不能认！
另一边，对郑峰的“审讯”则更侧重于心理摧残和人格侮辱。
他被关在一个更加狭小的空间里，同样强光照射，无法安眠，办案人员不断用言语刺激他：
“郑峰，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不过是靠着你叔叔的关系爬上来的！”
“你那个女朋友，送你那么贵的表？谁知道你们背后有什么交易？”
“像你这种纨绔子弟，我见多了！离了你叔叔，你什么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