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贤的宏观概述勾勒出了华胥司法的整体轮廓，但真正的精髓与挑战，往往隐藏在具体的个案之中。他深知，唯有将那些曾让他辗转反侧、反复推敲的案例层层剥开，才能让在座的三位领袖真正触摸到问题的实质。
“宏观得失，需由微观案例印证。”李贤的声音依旧平稳，却多了一丝剖析时的锐利，“卑职试举南溟洲‘广利号’一案，以窥边疆司法实践之一斑。”
他并未急于陈述判决结果，而是先重现了案件的原貌：大唐商船“广利号”与土着海石族的易货贸易，因对方单方面指认货物质量与数量存疑而遭扣货，船主王启年诉诸司法。
“此案核心，在于判官沈文清对‘合理怀疑’的认定，以及援引《边疆治理条例》的尺度。”李贤的目光扫过东方墨等人，仿佛带着他们亲临了当时的公堂。“沈判官认为，海石族乃本地大族，其长老素有声望，故其指认虽无实据，亦非空穴来风，可视为‘合理怀疑’，并以此支持其扣货行为。其考量，乃是基于维护新拓之地族群和睦，避免冲突。”
他话锋一转，问题如匕首般亮出：“然而，何为‘合理’？若仅凭一方声望即可采信，而无须客观证据支撑，则‘合理’二字，岂不沦为主观臆断的托词？司法权威，又将依附于何方？此其一。”
“其二，《边疆条例》所言‘尊重习俗’，其边界何在？是尊重其交易习惯、风土人情，还是连其单方认定、强制扣货之举也一并‘尊重’？若如此，则《商律》所保障的契约精神、交易安全，在边疆岂非形同虚设？此判例一出，商贾皆言‘在南溟交易，风险难测’，其寒蝉效应，恐非区区十箱铁器、二十匹绸缎之价值所能衡量。”
李贤接着描述了复核此案的过程。他并未直接否定原判，而是通过层层质询，迫使沈文清自己承认，当时确有“尽快平息事端”的维稳考量，在程序上（如未进行第三方鉴定）存在简化处理。同时，云舒的暗中查访，也印证了海石族内部确有借此施压的商业策略。
“此案最终，卑职未当场翻案。”李贤道出关键，“因纠错易，正心难。直接推翻，或可逞一时之快，却可能激化官民、族群矛盾，更无法让沈判官及地方官员真正理解其错在何处。卑职令其重新评议，旨在让其深刻反思：司法维护的稳定，应是建立在规则与公正之上的长久稳定，而非牺牲法律原则换来的、脆弱的暂时平静。”
紧接着，他又提及霞屿州吏员贪墨案。“此案更显程序公正之重要。两名吏员，贪墨数额相近，然因退赔能力不同，获刑悬殊。卷宗记载理由为‘悔罪态度’，然此‘态度’如何量化？是否因贫富差异，便可同罪异罚？若此风一开，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将成为空谈，司法公信力必将受损。”
云舒在此刻清冷开口，补充道：“巡察霞屿时，曾遇当地胥吏暗中打探，试图影响复核。可见此类量刑不公背后，往往牵涉更深的地方人情网络。李巡察坚持调取原始账册，交叉比对口供，方使案情水落石出。”
李贤颔首，总结道：“由这些案例观之，边远州郡司法之失，往往并非源于律条不明，而在于执行者面临多重压力时，选择了偏离法治核心精神的‘捷径’。或过度强调‘稳定’而牺牲程序，或因‘人情’而动摇量刑尺度，或对新生事物（如商事、专利）缺乏理解而适用法律不当。其根源，在于对‘司法权必须独立、公正行使’这一原则的坚守，尚需锤炼。”
他的剖析，由个案而至通则，由表象而至根源，不仅展示了敏锐的洞察力，更体现了一种超越具体职务的、对华胥法治精神内核的深刻理解与坚定守护。这已不仅仅是一次述职汇报，更是一场关于文明秩序如何在新拓疆域扎实生长的深度思辨。东方墨眼中赞赏之色愈浓，青鸾微微点头，李恪则再次提笔，在李贤的名字旁，郑重地添上了几个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