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仪父子的鲜血，并未仅仅渗入刑场的泥土。它们如同一种无形的燃料，被精准地投入大唐权力中枢的熔炉，使得某些本就炽热的东西，燃烧得更加猛烈、更加无所顾忌。
紫宸殿内，似乎恢复了往日的秩序。李治依旧端坐御座，只是神色间那份帝王的锐气仿佛被蒙上了一层薄灰，更多时候，他只是沉默地听着，偶尔颔首，或是在武媚轻声询问“陛下以为如何”时，给出一个简短的、几乎听不清的“可”或“依皇后所言”。他的风疾，在经历这番惊心动魄的波折后，似乎加重了，需要倚靠软垫的时间越来越长。
而武媚，则如同经过淬火的利剑，锋芒尽显，再无掣肘。
她并未表现出胜利者的骄横，反而更加勤勉地处理政务，姿态甚至比以往更为恭谨。但每一个决策，每一道经由她手批阅的奏章，都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志。她利用上官仪案造成的巨大震慑，开始了一场不动声色却雷厉风行的清洗。
那些曾与上官仪过往甚密、或是在“废后风波”中流露出暧昧态度的官员，纷纷被寻了由头。或贬谪出京，或调任闲职，或干脆因“小过”而被勒令致仕。空出来的位置，迅速被一批更加年轻、更具才干、且明确表示效忠于皇后——或者说，效忠于能给予他们前途的实权者——的官员所填补。许敬宗一系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巩固，寒门子弟晋升的通道似乎更为畅通，但前提是，必须明晰自己的立场。
朝堂之上，以往那种针对皇后涉政的窃窃私语、引经据典的委婉批评，几乎绝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绝对的静默与顺从。大臣们奏事时，目光会不自觉地先掠过御座，快速确认一下凤座上那位的神色。许多原本需要皇帝最终裁断的大事，往往在武媚提出初步意见后，便再无异议地通过。
“二圣临朝”这个名号，在龙朔末年，其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不再仅仅是帝后共同出现在朝堂上的形式，而是权力结构实质性倾斜的宣告。李治是“圣”，是国家的象征，是至高无上的神位；而武媚，则是那个执掌神器、代行天意的“圣”，是真正运转着帝国庞大机器的核心。
一次大朝会后，李治被内侍搀扶着先行离去。武媚独自留在殿中，处理几份紧急军报。夕阳的余晖透过高窗，将她的身影拉得极长，投射在光洁如镜的金砖地面上，那影子仿佛拥有了独立的生命，庞大而威严，笼罩着整个空旷的大殿。
一名内侍小心翼翼地上前，低声禀报着对某位官员的最后处置决定。武媚没有抬头，只是用朱笔在奏章上轻轻划了一下，如同拂去一粒微尘。
“知道了。”她的声音平淡，听不出任何情绪。
内侍躬身退下，脚步轻得如同猫行。
武媚缓缓放下朱笔，目光扫过御案上堆积如山的奏章，最终落在那张空荡荡的龙椅上。那里，曾经坐着能决定她生死的男人，如今，他的存在更像是一道必要的程序，一个盖章用的玺印。
她成功了。凭借着她的智慧、她的果决、她对人心尤其是对李治情感的精准把握，当然，还有上官仪等人的鲜血作为祭品，她不仅安然度过了此生最大的政治危机，更将权力的权柄，牢牢地、彻底地抓在了自己手中。
这并非一场喧闹的庆典，而是一场寂静的加冕。没有冠冕，没有颂歌，只有这森然殿宇的默认为臣服，只有奏章上那一道朱批的绝对权威。凤权，在这一刻，完成了它实质上的超越，开始在这大唐的天空下，独自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