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深秋的重庆，雾气像一层裹尸布般缠绕着山城。于学忠站在军事参议院办公室的窗前，手中捏着一封刚拆开的电报，指节因用力而发白。
“李振唐……殉国了。”他低声念出这个名字，仿佛要将这简单的四个字嚼碎咽下。
电报是从山东辗转送来的，字迹已被雨水洇得模糊：“……李副官于九月十八日率部掩护群众转移，在临沂王家峪遭遇日军伏击，身中七弹，临终前高呼‘总司令保重’，遗体遭日军焚毁……”
窗外传来报童的叫卖声：“号外！号外！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欢呼声从街道上浪潮般涌来，而于学忠的耳中只剩下沂蒙山区的枪声——三年前，正是李振唐带着卫队拼死冲开日军包围圈，将他从鬼子的机枪火力下拖出来。那小子左肩挨了一刀，还咧嘴笑：“总司令，我这伤疤可比您的勋章好看！”
副官轻轻敲门：“于副院长，何部长请您去参加胜利晚宴。”
“告诉何应钦，”他缓缓叠起电报，“就说我旧伤发作。”
三天后，于学忠在重庆郊外的破旧祠堂里设了灵堂。没有遗体，只有一口空棺材，里面放着一件李振唐穿过的旧军装和一把缴获的日军指挥刀——那是台儿庄战役后他赏给副官的。
“孝侯兄，你这是何苦？”东北军旧友万福麟拄着拐杖进来，身后跟着几个衣衫褴褛的老兵，“现在满大街都在放鞭炮，你这灵堂……”
“放鞭炮？”于学忠抓起一叠纸钱撒进火盆，火焰猛地窜高，“振唐他们死在胜利前夜，连口棺材都捞不着！那些在重庆躲了八年的人，倒有脸庆功！”
门外突然传来骚动。一个独臂老兵冲进来跪下：“总司令！我是鲁苏战区第三支队的王老蔫啊！我们支队……全打光了！”他嚎啕大哭着掏出一块染血的布条，上面用炭笔歪歪扭扭写着名单——那是最后十二名队员的遗书。
于学忠接过布条时，发现自己的手在抖。
当夜，于学忠换了便装走进江边一家小酒馆。角落里坐着个戴斗笠的男人，见他进来便推过一壶烧刀子：“山东来的土酿，比重庆的掺水货强。”
“张铁山？”于学忠认出了这个曾经的部下——1939年因“通共”罪名被军统追捕，后来下落不明。
斗笠下露出一张刀疤纵横的脸：“总司令还记得我。现在我是八路军鲁南军区独立团团长。”他压低声音，“李副官的死有蹊跷。伏击他们的不是普通日军，是穿日军制服的忠义救国军特务连——戴笠的人。”
酒壶“砰”地砸在桌上。邻桌的袍哥回头张望，张铁山立刻咳嗽着改口：“……这花椒鱼太麻了。”
于学忠盯着窗外的江雾，想起半月前军统特派员钱耀祖的“劝告”：“于副院长该管管旧部了，有些人和‘匪区’走得太近……”
1946年春，南京国防部的调令终于送到：“着于学忠即刻赴任战略顾问委员会闲职。”
“这是明升暗降啊！”老军需官周德海气得摔了算盘，“他们怕您回山东收拢旧部！”
于学忠默默擦拭着中正剑。这把蒋介石在抗战胜利时授予他的佩剑，鞘上刻着“忠勇卫国”四字。他突然冷笑：“周大哥，还记得咱们在临沂被鬼子围困时，吃的最后一袋炒面吗？”
“怎么不记得？您把面全分给伤兵，自己啃树皮……”
“那时候，这把剑能换十车粮食。”他将剑扔进箱底，“现在，它连半张船票都抵不上。”
当夜，他给长子于允文写了封信：“吾决意解甲归田，勿涉军政。”
1947年冬，四川泸州乡下。
于学忠正在竹林中劈柴，忽然听见山道上有马蹄声。贴身卫士王勇一把将他推进地窖：“是中央军的人！”
来人是新任泸州警备司令胡宗南系的少壮军官，带着一队美械士兵：“于老将军，胡长官请您出山整顿东北旧部，剿灭共……”
“我老了。”于学忠坐在石凳上磨镰刀，头也不抬，“现在只想看着这片竹子长高。”
军官冷笑：“听说您上个月见了八路军的人？”
竹林深处传来“咔嚓”一声轻响——那是王勇拉开了冲锋枪保险。于学忠继续磨着镰刀，直到刀锋映出军官发青的脸：“年轻人，四川的冬天湿冷，小心着凉。”
军官最终悻悻离去。当夜，于学忠烧掉了所有战时日记。
1950年清明，于学忠独自来到村外荒坡。那里立着十几块无字木牌，每块代表一位未能归葬的旧部。他倒下一碗烧酒，酒液渗入泥土，像多年前渗进战场的血。
远处传来欢快的锣鼓声——土改工作队正在分田地。一个戴红领巾的孩子跑过山坡，好奇地看着这个对着木牌敬礼的老人。
“爷爷，这些都是谁呀？”
于学忠摸了摸孩子的头：“是些……没等到好日子的人。”
风掠过竹林，仿佛千万个声音在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