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初春，重庆的雾气尚未散尽，潮湿的空气里弥漫着山城特有的草木气息。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的办公室内，于学忠正伏案批阅文件，窗外的嘉陵江上传来隐约的汽笛声。
副官李振唐轻叩门扉，低声道：“总司令，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约翰·卡特请求采访，说是提前递过拜帖。”
于学忠放下钢笔，揉了揉太阳穴。自从被调离山东前线，这类外国记者的访问便成了常事。他略一沉吟，道：“请他进来吧。”
片刻后，一名金发碧眼、身着褐色西装的年轻男子大步走入，身后跟着一名华人翻译。卡特伸出手，笑容爽朗：“于将军，久仰大名！”
于学忠起身握手，示意他落座。
卡特开门见山：“将军，您在山东敌后坚持抗战多年，如今却调任后方，是否觉得遗憾？”
于学忠目光平静，答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前线将士仍在浴血奋战，我在后方亦当尽己所能。”
卡特笔尖飞快记录，又问：“有消息称，您与某些地方武装曾有过合作，但后来关系紧张。您如何看待这种‘亦敌亦友’的局面？”
于学忠端起茶杯，雾气氤氲间掩去眼底的锋芒。“抗战大局之下，凡真心抗日的队伍，我们都曾并肩作战。至于摩擦……乱世之中，各有立场，不足为奇。”
记者忽然压低声音：“将军，有人怀疑您被调离前线，是因为高层对您的忠诚存疑。您是否认为这是政治牺牲？”
房间内骤然安静。副官李振唐眉头一皱，正要开口，于学忠却抬手制止。他缓缓道：“卡特先生，中国有句古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于某人行事，但求无愧家国。”
翻译将这番话转述后，卡特若有所思，转而问道：“您对国际战局怎么看？盟军在太平洋的反攻，是否会让中国战场压力减轻？”
于学忠神色稍缓：“日寇战线拉长，兵力分散，确是契机。但中国战场的关键，仍在于我们自己能否坚持到底。”
采访接近尾声时，走廊外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名卫兵匆匆进门，在于学忠耳边低语几句。他眉头微蹙，起身致歉：“抱歉，有些军务需处理。振唐，送客。”
卡特识趣地收起笔记本，却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将军，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抗战胜利后，中国将走向何方？”
于学忠站在窗前，背影挺拔如松。良久，他才淡淡道：“那要由四万万同胞共同决定。”
待记者离开，李振唐关紧房门，低声道：“刚接到消息，军统的人在查我们和鲁苏旧部的联络电报。”
于学忠冷笑一声：“果然没闲着。”他走到地图前，凝视着山东的方向，喃喃道：“前线弟兄们在流血，这些人却只盯着自己人……”
李振唐忧心忡忡：“要不要让王勇他们最近谨慎些？”
于学忠摇头：“越是这时候，越不能自乱阵脚。告诉老周，物资转运照旧，但路线改走酉阳山区。”
窗外，暮色渐沉，重庆的灯火次第亮起。这座雾都，始终笼罩在看不见的硝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