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努尔哈赤一十三幅盔甲起兵反明，由于明朝腐败，战略政策屡屡失误，辽东大地逐渐被满军吞噬，到了崇祯二年东北大部地区已被满清控制，东至大海，西至辽东边墙，北接嫩江，南抵鸭绿江。
史书记载，1627年-1635年，皇太极征服了朝鲜及漠南蒙古。
虽然在崇祯二年时，对漠南蒙古的征服尚未完全完成，但已经开始了相关的军事行动和政治影响，使得蒙古部分部落与后金建立了一定的联系或处于其控制之下。
所以皇太极才能率领八旗军绕道蒙古攻入长城。
崇祯二年，辽东半岛与辽西走廊这片辽阔大地，尚未落入满清之手。
山海关外，明军仍保留着一定规模的军事力量，可这股力量，恰似被缚住手脚的巨兽，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强大威力。
辽东将门的多数将领，仿佛已彻底失去了进攻的斗志。
尤其是身负经略辽东重任的那位将领，一心奉行铸城自守之策。
面对满清的军事威胁，他完全丧失了与之进行野战的勇气。
在他们心底，始终存在着一种顽固的观念：己方骑兵实力远逊于满清，若贸然发起野战，无疑是自取灭亡。
唯有据城坚守，依靠城墙上架设的大炮，才可能赢得一线生机。
明军仰仗的红衣大炮，虽威力惊人，却因过于笨重，移动极为困难，根本无法拉至野外作战。
而像虎蹲炮这类相对轻便的火炮，又有着致命弱点——杀伤力不足。
更糟糕的是，官场腐败盛行，军费被层层克扣，致使这些大炮的质量毫无保障。
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成了他们为避战行为找寻的“完美”托辞。
也许有人问了，遭遇小股满清骑兵时，他们总能勉强鼓起些许勇气吧？
但无奈官员腐败严重，每次发放给士兵的粮饷都难以足额。
辽东将门的将领们，对此不仅熟视无睹，反而还从中截留一部分，以饱私囊。
如此一来，普通士兵的处境凄惨无比。
就如当初克难军最初吸纳的那些人，皆是一副落魄模样。
为保全自身安全与地位，辽东将门纷纷自行培养一批家丁。
他们对这些家丁悉心照料，从武器装备到生活物资，无一不是选用最好的。
因此，这些家丁的战斗力确实颇为强劲。
然而，家丁数量有限，充其量勉强应对小股满清骑兵。
即便如此，将领们还不敢轻易过多动用家丁，毕竟培养一名家丁花费不小，每损失一人，他们都痛心疾首。
种种现象，深刻地暴露了当时明军内部的腐败，也为辽东局势的日趋严峻埋下了隐患。
这些对宋天明来说不算是什么问题，他有枪有炮，只要人员上去了，跟满清打野战也不怕。
克难军的火枪比同时代的火枪打的更远，也打的更准，具有射程上的优势。
克难军的大炮就是野战炮，比红夷大炮更轻，一匹马就能拉着走，更加适合打野战。
而缴获来的马匹组成的骑兵，可以侦查，又可以追击敌人。
在没有大部队围攻的前提下，克难军确实可以横着走。
自从大炮第一次实战之后，结果就变得不一样了。
白天时分，一旦遭遇小股满清骑兵，他们便果断出击，将其一举歼灭；若是碰上大股骑兵，则迅速隐蔽起来。
得益于在空中监视的老鹰，他们行动自如，如鱼得水。
待到夜幕降临，便是他们主动出击的时刻。
作战时，炮兵率先发动攻击，以炮火开路；步枪兵则迅速包抄，堵住农庄出入口；骑兵则瞅准时机，乘虚而入，进行收尾。
如此一套流程下来，那些仅有低矮城墙或是木头篱笆防护的农庄，很快便沦为一片废墟。
之后，他们会展开一系列行动：杀掉作恶的鞑子，仔细甄别并除掉可恶的汉奸，解救那些饱受奴役的奴隶，进一步扩充自身队伍。
一个月后，唐老三的一连，赵老四的二连，王老五的骑兵连，李老六的炮兵连，田小七的后勤保障连人数都破120了，成为名副其实的连长，而宋天明也成为600人的加强营营长。
由于鞑子的无私贡献（气血），后来加入的克难军虽然没有得到什么强化，但至少都能够恢复健康，靠着手中的武器也可以大杀四方了。
此时的宋天明看着手下的强兵悍将，觉得自己可以玩点大的了。
满清在长城内折腾大明帝国，那他就在城外折腾满清。
满清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两个城市，一是兴京（赫图阿拉），二是盛京（沈阳），要是进攻这两个城市，想必满清一定会很紧张吧。
宋天明率军挥师北上，目标直指盛京。
打蛇要打七寸，捅鞑子刀子那当然是直捅心脏，盛京可不就是鞑子的心脏嘛。
在行军途中，他们被满清骑兵发现，然而这次，宋天明并未选择躲避。
若是遭遇小股骑兵，他便直接下令让骑兵连上前迎敌。
如今骑兵连的骑射水平，丝毫不逊色于满清骑兵。
而且，骑兵连的人马皆披上了一层藤甲，正是三国时期那种坚韧的藤甲。
这藤甲极为坚固，鞑子的弓箭难以穿透，弯刀也无法劈开。
反观这些鞑子，自身并没有如此精良的盔甲，甚至连棉甲都为数不多，毕竟大部分都被皇太极带走了。
所以，这些小股鞑子骑兵在骑兵连面前，往往连一个回合都撑不住，便纷纷落马。
要是碰上大股骑兵，宋天明则先设法吸引他们主动进攻，随后，大炮齐发，以猛烈的炮火进行狂轰；步兵则全力射击，压制敌人；最后，骑兵乘胜追击。
如此一套连贯的战术下来，保证敌人一个都逃不掉。
当然，克难军的行军路线并非直线前行，而是迂回曲折。
这是因为他们要将沿途的农庄尽数摧毁，解救被奴役的汉人奴隶。
随着部队不断前进，他们的人数逐渐增多。
尤其是越靠近盛京，被奴役的汉人奴隶数量越多，相应地，他们解救出来的人也就越多。
倘若没有“契约”的约束，宋天明必定会为军队的忠诚问题头痛不已，毕竟在军事管理中，确保部下的忠诚，向来是最难解决的难题之一。
若是没开挂，宋天明哪敢这么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