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的傍晚，抚顺电厂的厂房里还浸着白日未散的机油味，九号汽轮机的轰鸣是车间里恒定的背景音。我正盯着仪表盘上跳动的指针，指尖刚擦过冰凉的操作台边缘，脚下的八米平台忽然晃了一下。
起初以为是错觉，直到头顶的照明灯猛地闪烁起来，明灭间把车间的影子扯得忽长忽短。紧接着，汽轮机的声音变了——不再是平稳的“嗡鸣”，而是掺杂了刺耳的颤音，像有根无形的弦被猛地绷紧。我眼疾手快攥住操作台边缘，余光瞥见负荷表的指针疯了似的左右摆，机头那根大板刷似的调速汽门“啪嗒啪嗒”频繁开合，主汽压等报警灯“刺啦”亮起，尖锐的警铃声瞬间刺破了车间的轰鸣。
我的脑子“嗡”地一声空了，后颈的汗毛直竖。但指尖触到仪表盘冰凉的金属边时，心里忽然定了——我是汽轮机司机，这台九号机在我手里。我猛地抬头，目光扫过转速表、振动表，又盯紧轴向位移和真空表，主汽压和主汽温的数值在表盘上跳，每一个数字都像锤子敲在心上。我攥着拳头，指节发白，只要任何一个表计冲到事故停机值，手边的危急保安器就得立刻按下去——一旦按下去，主汽门和调速汽门会死死关住，绝不能让机组飞车。
警铃声里，汽轮机的颤音慢慢缓了，摆动的指针一点点回稳，就像狂乱的水流渐渐退去。等报警灯灭了，警铃声停了，我才发现后背的工装早被汗浸得发黏，手心也湿乎乎的。
“小子，不要怕。”马班长的声音忽然从身后传来，他的脚步声踏在刚稳下来的平台上，带着熟悉的厚重。我回头，看见他脸上沾着点灰，眼神却亮得很。他一开口，我刚才攥在心里的那股子慌劲儿“唰”地就散了，就像在黑夜里撞见了提灯的人，踏实得很。他拍了拍我肩膀：“刚才是地震，咱的九号机扛住了。”
第二天下午，厂里组织去章党电厂参观。车过浑河时，岸边的树还歪歪扭扭地站着，心里头还揣着昨天的余悸。可一踏进章党电厂的汽轮机厂房，所有人都愣了——头顶的天棚上，两个黑黢黢的大窟窿豁在那儿，阳光从窟窿里漏下来，照得地上的碎渣发亮。
“地震那会儿，四号机组超速了。”章党电厂的领导指着窟窿底下的机组，声音沉得很，“危急保安器倒是动作了，可主汽门和调速汽门卡涩了，关不上。”他抬手往机组后端指，“高压蒸汽一个劲儿往里灌，断了网的机组像脱缰的野马，转速飙得没边，转子端盖直接给甩出去了——就从这儿，撞穿了天棚。”
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看，机组外壳上还留着道深痕。“多亏了当班的司机。”领导话锋一转，眼里添了点劲，“他见机快，立刻按下了电动主闸门关门按钮，但是电动主闸门带压一圈一圈地关得太慢了，才引发了汽轮机飞车，但是没让汽轮机整个崩了，避免了更大事故的发生。飞车碎片，在十三号机附近击伤一人，但抢救无效已经身亡。”
我站在那两个窟窿底下，看着破损的汽轮机，昨天八米平台上的晃动、报警灯的光又窜进脑子里。我忽然懂了马班长昨天那拍拍肩膀的力道——临了事儿，手里的机子、眼里的表计、心里的章程，比啥都顶用。那司机关电动主闸门的那一下，跟我昨天盯着表盘攥紧拳头的心思，原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