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阶深谙官场三昧，此事到了他手中，看似烫手，却恰成了他展现手腕、巩固权威的舞台。
他并未急于定下调子，而是从容不迫地召集了相关部院堂官及科道言官中的核心人物，进行了一场看似公开、实则机锋暗藏的商议。
会议之上，徐阶神色凝重，语调沉痛。
他首先再次就“治家不严”深切自责，其情恳切，令人动容。
随即，他话锋一转，面对那几份由他事先安排好的御史所上、要求“彻查此案，不枉不纵”的奏疏，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支持”态度。
他并非简单地附议，而是引经据典，将此事拔高到了“关乎朝廷纲纪、士林清誉、新政成败”的高度，言辞激烈地强调必须“一查到底”，无论涉及何人，均要“以律法为准绳”，给天下人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
这番姿态，做得十足十，乍看之下，简直是“大义灭亲”的典范，甚至比陈恪这个苦主追诉者还要“义正辞严”。若不明就里者观之，几乎要以为徐阁老这是要“挥泪斩马谡”，对自己的侄儿施以最严厉的惩处了。
然而，潜流始终在水下涌动。
与会的皆是浸淫官场多年的老手，个个心似明镜。
徐阶这番“高举高打”，其真实意图，绝非是要将徐崇右往死里整。
嘉靖皇帝“交由内阁拿个章程、依律办理”的口谕已然定下了基调——陛下不欲扩大事态，只求平稳落地。
在此前提下，徐阶越是表现得“铁面无私”，其真实目的就越是清晰：他是要将对此案的“解释权”和“操作空间”，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所谓“严查”，在此时的语境下，其潜台词已然变成了“慢慢查”、“细细查”。
由谁来查？按何种程序查？查到何种程度？这些关键环节，尽在徐阶的掌控或影响之下。
他通过这番表演，向所有观望者，尤其是清流内部的自己人以及潜在的动摇者，传递了几个清晰无比的信号：
其一，我徐阶依然是清流的领袖，有能力、有魄力处理此等棘手之事，即便涉及至亲，亦能“秉公处置”，你们跟随我，不必担心会被轻易当做弃子，但前提是，要懂得规矩，看清风向。
其二，陛下的态度我已领会，此事将在可控范围内解决。那些想借机生事、攻讦于我的人，可以歇了心思。
其三，也是对陈恪乃至皇帝的一种隐晦回应：人，我会处理；规矩，表面我会遵守。
但如何处理，自有官场的“分寸”在。这既是维护我徐家的体面，也是维护整个文官体系在面对皇权或强势勋贵时的某种“默契”和“弹性”。
大明的官场，其可怕与腐朽之处，正在于此。
许多时候，台面上冠冕堂皇的言语，与台面下心照不宣的交易，并行不悖。
一套成熟而腐朽的逻辑早已深入人心，无需明言，众人自能领会。
徐阶此番作为，正是这套逻辑的完美演绎。
他既在表面上顺应了陈恪所代表的“法度”诉求，安抚了皇帝对“新政”被挑战的担忧，更重要的，是稳住了他自己盘根错节的势力网络，甚至借此机会重新凝聚了人心，展示了其作为首辅依然不可动摇的掌控力。
至于那被推至风口浪尖的徐崇右，其个人命运，在这盘大棋中，已然成了一枚可以随时根据需要调整轻重的棋子。
是严惩以塞天下悠悠之口，还是轻放以全徐家颜面，其尺度分寸，尽在徐阶的运筹帷幄之中。
而这运筹的结果，将无关正义，只关乎权力与利益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