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新开辟出的培训区内，气氛与科研核心区的严谨高效格格不入。四周的封闭式岗前培训才进行到一半，就已经显露出令人头疼的疲态。
最让中方培训师们无奈的是那种“积极的懒汉”。
比如那个面试时看起来很机灵的所罗门。课堂上，他总能最快地举手回答问题，用流利的英语复述培训师刚刚讲过的要点，显得格外投入和聪明。但一旦到了实操环节，需要下地动手时，他就开始“发挥”他的“协调”特长。
“老师，我觉得那边的灌溉水管好像有点漏水，我去检查一下！”
“老师，塔里库好像不太明白这个操作，我去帮他翻译解释一下！”
他总是能找到各种听起来冠冕堂皇的理由，巧妙地避开最脏最累的体力活，穿梭在田间地头，指手画脚，看似忙碌，实则汗都没出几滴。培训师几次想抓他个现行，却都被他滑溜地躲了过去，还一脸“我为团队操心”的无辜表情。
更多的学员则是表现出一种普遍的、慢节奏的懈怠。早上集合迟到是家常便饭，理由是“表坏了”或者“睡过头了”。示范操作时，眼神飘忽，心思显然不在那。要求重复练习时，就磨磨蹭蹭，动作拖沓，仿佛按了慢放键。下午的课，更是哈欠连天，有人甚至能靠着墙根直接睡着。
在这种氛围下，像塔里库和阿玛尼这样的学员，就显得格外突出，也格外孤独。
塔里库是真正的“动手派”。他话不多，总是闷着头，培训师教的每一个动作，他都一遍遍练习，直到熟练。他的笔记本上画满了各种器械的简易图和操作步骤，虽然字写得歪歪扭扭，但记录得极其认真。别人休息时，他常常还在摆弄那些器械，或者抓一把土在手里搓捻，尝试分辨培训师讲的不同质地。他的手上很快就磨出了新茧，但他毫不在意。
阿玛尼则是“理论派”的代表。她课堂笔记做得一丝不苟，经常追着培训师问问题，有些问题甚至相当深入，显示出她扎实的学术基础和对知识的渴望。她对于“为什么这么做”的兴趣，远大于简单地模仿操作。但在分组实操时，她也会挽起袖子，毫不介意泥泞，虽然动作可能不如塔里库熟练，但态度极其端正。
然而，他们的努力往往显得势单力薄，甚至有时会遭到其他学员隐形的排挤或嘲笑，被认为是在“讨好中国人”或者是“傻干活”。
第一批十五名学员培训结束时，经过严格考核，只有塔里库、阿玛尼和另外两人完全达到要求，所罗门等几人勉强及格，其余近一半人不合格。
方稷和赵老态度坚决，将不合格者全部退回，并要求政府推荐第二批学员。他们相信，只要标准严格，总能筛选出合适的人才。
然而，第二批学员的情况甚至比第一批更糟。或许是因为第一批被退回的人传播了消息，第二批学员中混日子的心态更加明显，连表面文章都懒得做，直接躺平的大有人在。培训结束后，能达到要求的，竟然只有三人。
两批学员，近三十人，最终留下的，只有寥寥七人，远远无法满足项目初期的人力需求。
眼看项目进度因为人手短缺而不断延误，李振邦不得不找方稷和赵老进行了一次深谈。
在三人的临时办公室里，李振邦开门见山：“方教授，赵老，关于本地学员培训的事情，我想我们需要更…现实一点地看待问题。”
方稷眉头紧锁：“现实？振邦，我们的标准已经是最低要求了！连最基本的操作规范和劳动纪律都达不到，以后怎么指望他们独立工作？这是对项目负责！”
赵老也附和道：“没错！宁缺毋滥！要不然，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李振邦叹了口气，给他们各倒了一杯茶，语气平和但内容却格外犀利：“二位的坚持，从技术和质量角度，我完全理解，也百分百支持。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在中国的试验站，我们是在埃塞俄比亚，在一个政治、文化、社会习惯都完全不同的环境里做项目。”
他顿了顿，继续道：“这里的社会运行规则，有时就和他们的工作效率一样，不是非黑即白的。‘关系’、‘人情’、‘部落背景’，这些因素的重要性，有时远超个人的能力。我们连续两批退回这么多人，已经让当地合作部门有些难堪了。继续这样‘高标准、严要求’下去，我担心不仅人招不满，可能还会得罪一些原本可以合作的力量，给项目带来无形的阻力。”
“那我们难道就降低标准，滥竽充数？”方稷的声音提高了些，带着科研工作者的执拗。
“不是降低核心技术的标准。”李振邦耐心解释，“而是在‘人’的管理上，可能需要一些灵活和变通。比如，对于像所罗门那样有点小聪明、爱偷懒但确实有点用的人，能不能把他放在一个更需要动嘴而不是动手的岗位？对于大多数效率不高的普通学员，我们能不能加强监督，制定更清晰、更简单的任务量和奖惩制度？让他们明确知道，干得多、干得好，就能拿得更多？”
他看着两位老教授：“我们需要的是把项目推动下去，而不是培养完美的科学家。有时候，‘过得去’、‘能运转’，比‘最优解’更重要。这叫‘过得去主义’，在很多国际项目中，这是无奈的生存智慧。”
方稷和赵老沉默了。他们明白李振邦说的是实情，是他们在书斋和实验室里很少需要面对的、复杂而粗糙的现实。
“可是…”方稷还想挣扎。
“没有那么多可是了，方教授。”李振邦语气温和却坚定，“时间不等人，雨季就快过了。我们必须尽快让示范田动起来。下一批学员，只要没有原则性问题，基础体力还行，我们就尽量收，然后在工作中慢慢淘汰、慢慢培养。同时，我会加紧从国内协调更多短期支援的技术工人过来救急。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案了。”
最终，方稷和赵老艰难地妥协了。他们意识到，在异国他乡推动一项宏大事业，不仅要克服技术的难关，更要学会与不尽人意的现实共处，在坚持与妥协之间找到那条艰难的、却能带领项目前行的道路。纯粹的理想主义，在这里，需要披上一层现实的铠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