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冲刷着战壕的第七个黎明，孙元良的望远镜镜片蒙着层血与泥的混合物。他望着远处日军阵地腾起的炊烟，突然转身问副官：“二六二旅的电台多久没联络了？”
副官翻开浸透雨水的记录本，指节在纸页上压出深色褶皱：“自昨夜三点十七分，他们报告遭遇毒气弹袭击后，再无音讯。三团的联络员也没按约定时间返回...”
指挥所里的煤油灯突然爆了个灯花，孙元良盯着墙上被弹片削出缺口的淞沪地图。二六二旅的防区标记还停留在刘家行以东，那是三天前的部署。他的目光扫过浏河渡口——那里的红叉旁，不知何时多了几处用铅笔草草标注的问号。
“备马。”孙元良扯下军帽，雨水顺着发梢滴进领口，“通知张灵甫，153旅原地坚守，我去二六二旅防区。”
副官急步挡在门口：“师座！日军侦察机今早频繁盘旋，您亲自...”
“再找不到他们，87师的右翼就塌了。”孙元良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伸手摸向腰间的中正剑，剑柄上的缠绳已被血浸透。
泥泞的道路上，孙元良带着二十名卫兵策马疾驰。路边倒伏的电话线杆横七竖八，断裂的线缆在风中甩动，像极了战场上未愈合的伤口。行至一处断桥，侦察兵突然举手示意——桥下的芦苇丛里，漂浮着半截黄绿色军装的袖管，臂章上“262”的字样被弹片撕开。
“下马搜。”孙元良翻身落地，军靴陷进齐踝的泥浆。他弯腰捡起块带弹孔的钢盔，内侧用铅笔写着“三团二营”。对岸的土坡上，几具士兵尸体呈诡异的蜷曲状，面部青紫肿胀——是芥子气的痕迹。
“师座！”一名卫兵在芦苇深处惊呼。孙元良拨开腐臭的水草，眼前的景象让他瞳孔骤缩：三团团长的望远镜卡在树杈间，镜片碎裂，镜筒上凝固的血迹已变成暗红色。不远处，电台残骸冒着青烟，发报机键盘上还留着半截未写完的摩尔斯电码：S...o...S...
“他们最后在求救。”孙元良的手指抚过焦黑的按键，指甲缝里渗进黑色炭灰。他突然注意到电台旁散落的地图残片，展开后竟是日军在浏河的布防图——图上用红笔圈出的区域，正是二六二旅失踪前的防区。
卫兵们开始在周围搜索，陆续挖出几枚未爆的毒气弹。弹体上的樱花标记刺得孙元良眼眶生疼，他想起军校战术课上的推演：“日军若在浏河增兵三个联队，87师将腹背受敌...”
“师座，发现这个。”侦察兵递来枚变形的怀表，表盖内侧的全家福照片被毒气腐蚀得模糊不清，但照片下方的字迹仍可辨认：“赠给二六二旅全体弟兄——薛岳”。
孙元良攥紧怀表，金属表链硌得掌心生疼。薛岳的嘱托犹在耳畔：“87师是淞沪的铁闸，闸口不能松。”而此刻，铁闸的右半部正在无声崩塌。他望向阴沉的天空，突然意识到日军侦察机的反常盘旋——不是巡逻，而是在监视二六二旅的覆灭。
“回指挥所。”孙元良将怀表揣进内袋，靴底碾过日军毒气弹的弹体，“给薛长官发电，就说...”他顿了顿，喉结上下滚动，“就说二六二旅可能已遭遇不测，但87师防线绝无动摇。”
回程途中，孙元良反复摩挲着怀表。当马蹄踏过最后一道战壕时，他突然勒住缰绳——表盖内侧的夹层被他无意间打开，露出张泛黄的纸条。上面是三团团长的字迹，潦草得几乎难以辨认：“日军‘反包围’实为调虎离山，真正目标...”
话未写完，纸张边缘已被毒气熏成褐色。孙元良望着远处日军阵地腾起的浓烟，突然调转马头：“传令张灵甫，153旅即刻向浏河方向秘密集结！二六二旅的牺牲，不能白付！”
暮色四合时，孙元良站在指挥所的沙盘前。他将二六二旅的标记从地图上缓缓抹去，又在浏河渡口重重插上三面红旗。副官捧着破译的密电匆匆赶来：“师座，日军舰队正朝浏河河口移动！”
孙元良的目光扫过沙盘上代表87师的蓝色箭头，突然抓起红铅笔，在浏河与阵地之间划出个巨大的弧形。铅笔芯“啪”地折断，他望着窗外渐浓的夜色，低声道：“告诉张灵甫，天亮前必须完成埋伏。这次，换我们包饺子。”
指挥所的油灯在风中摇晃，将孙元良的影子投在地图上，宛如一尊凝固的雕像。他想起三团团长怀表里的全家福，想起二六二旅最后未写完的电码，手指轻轻叩击桌面——那节奏，竟与中正剑穗上的血滴坠落声，渐渐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