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王被生擒的消息如同长了翅膀，迅速传遍江淮各州县。
与捷报同至的，是笼罩在各地官员和百姓心头的恐惧，按照律法，从逆乃十恶不赦之大罪，轻则丢官罢职，重则抄家灭门。
一时间，江南之地人心惶惶，昔日与永王府有过往来，或是被迫供应过粮草的州县官员，更是寝食难安，仿佛看到朝廷清算的刀锋已然悬顶。
长安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生擒永王李璘不过是平叛之始，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理清这盘根错节的叛乱网络，既肃清余孽，又稳定江南人心。
不是长安心慈手软，而是以当下的形势而言，的的确确有许多人是被永王裹挟诓骗，稀里糊涂地被卷入了这场滔天大祸。
信息闭塞是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的困境，就连当初安禄山造反，玄宗被逼着西狩的时候，蜀中都没有收到消息，照例给京城运岁粮，才有了玄宗在马嵬坡之后用岁粮稳定禁军之事。
可对江淮官员和百姓而言，永王李璘乃是太上皇亲封的四道节度使，总督江陵，持节一方，名正言顺。
在安史叛军肆虐北地，社稷危如累卵之际，这位手握重兵的亲王站出来招兵买马聚敛粮草，打出的是北上平叛，收复失地的旗号。
在许多人看来，这就是忠君爱国之举啊，因此许多方官员和士绅才将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其中，满怀报国热忱的文人，也是怀着这样的念头成为了永王的幕僚。
等到朝廷的剿逆命令经由官方渠道传来时，许多人都懵了，根本无法理解，明明是要去平叛的王师，怎么一转眼自己就成了造反的逆贼？
这种认知上的巨大落差和随之而来的恐惧，构成了江淮动荡的深层根源。
像李太白那样，后知后觉的意识到自己被永王的野心所坑害，幡然醒悟却已身陷泥潭的人，绝非少数。
而这些人的命运，此刻就掌握在长安手中。
新帝远在朝堂，更在意以雷霆手段震慑不臣，维护皇权的绝对威严，对于这些附逆的细节和苦衷，未必有耐心去一一甄别。
但长安不愿意一刀切。
她站在江陵城头，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富庶与脆弱，深知一味株连只会逼反江南，而过度宽纵则会养虎为患。
于是在李嗣升给予的专断之权下，长安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将永王及其党羽简单押送长安了事，而是亲自坐镇，夜以继日地审问永王的心腹谋臣和将领，并命文书官将查抄出的永王府所有往来文书账册逐一梳理检校。
烛火通明的书房内，卷宗堆积如山。
永王一案的主动附逆者，如核心谋士薛镠，积极为永王筹措军资并企图以此谋取高位的富商甲氏，有其与永王的大量密信，清晰可见其怂恿策划之迹，证据确凿。
对这些主犯，长安将证据整合，派人一道槛送京师，其家产尽数抄没。
对被胁迫者，如一些手中并无兵权，因家小被永王控制而不得不为其效力的文官，首先时核实对方确实未曾参与核心谋划，且确认无恶行后，长安才将归为附庸，注明无作恶。
而对受诓骗者，如一些地方乡绅，因听信永王奉密诏勤王的谎言而捐献了些许钱粮的，长安命人将其名册单独列出，注明受蒙蔽，情有可原。
一张一张文书查验，长安还从文牍中发现了一些表面屈从永王，实则暗中传递消息保护百姓的官员， 对于这些人，长安将其功绩详细记录，附于捷报之后，奏请朝廷褒奖任用。
在将永王等人押解进京后，一份出自长安的奏疏抄本，和她亲笔签署的安民告示，便由信使快马传檄四方。
告示中明确写到“江南士庶多被诓骗裹挟，情非得已，今首恶既擒，各安其位，勿复惊扰。”
分门别类的卷宗罪行，连同那份彰显仁政的安民告示，如同春风化雨迅速抚平了江淮大地的恐慌，不仅地方官员感念长安的明察秋毫。
京中许多曾与永王府有过礼节性往来，唯恐被牵连的勋贵朝臣，也因这份清晰的罪责清单而松了口气，对长安的严谨与仁厚心生好感，一扫之前被潼关军强制借粮的不满。
可李嗣升看着面前的加急送来的捷报，和厚达数尺的案卷文书，却是心情复杂。
他既欣慰于长安以雷霆之势迅速平定叛乱，稳固了朝廷的财赋重地，也忌惮她处理善后事宜时表现出的老练政治手腕。
短暂的思索过后，李嗣升欣然准了长安所奏，对名单上被宽宥的官员士绅予以认可。
同时又以天子的名义下了一道恩诏，布告天下，对江淮被裹挟的士庶既往不咎，字里行间极力彰显宽仁与体恤，又将稳定江南的功劳，巧妙地揽回帝王手中。
不仅如此，李嗣升还未按照常规将永王及其核心党羽押解进京受审，而是以“永王其罪当由父皇圣裁，以全父子之情”为由，派出一支禁军赶去江淮进京的路上交接人犯，径直押往蜀中交由太上皇处置。
当永王被生擒，叛乱平定的消息连同新帝的奏报，由禁军一路护送抵达蜀中行宫时，已是一个月之后。
昔日开创盛世的玄宗，在蜀中行在的这两年，早已失了往日的威严与从容。
他比朝廷更早听闻永王举兵叛乱，也曾派人前去训斥，希望幼子能够迷途知返，但无论派出去多少人都没有回来，此时知道永王之乱被迅速剿灭，玄宗的脸色先是涨红，继而转为一种颓败的青灰。
“逆子！都是逆子！” 玄宗猛地将案几上的茶盏扫落在地，碎裂声在空旷的殿内格外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