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阳光透过养心殿的窗格，落在案头的西洋自鸣钟上，鎏金的钟摆在静谧里发出细微而均匀的“滴答”。
皇帝凌霄抬眼望去，表盘上罗马数字清晰可辨时针即将指向未时（13:00），他略一沉吟，吩咐身侧随侍太监：“传轿，回毓庆宫，一刻也不许耽搁。”话音落处，殿外廊下已有人影起落，抬轿内侍与护驾内侍鱼贯而前，静候传唤。
明黄轿帘垂落，銮舆稳起，步辇穿廊过院，宫径两侧的松影在日光里轻轻摇晃。
风过金瓦，铃声细碎，抬轿内侍齐声低应：“起——落——”，步伐合拍，不闻喧哗。
不多时，轿抵毓庆宫月华门，早有内侍跪迎。
凌霄下轿入殿，略行净手整冠，便在侧殿软榻上小憩。
殿中只留两名贴身内侍守候，香炉里沉水香缓缓升起，帷幔低垂，隔绝外间声响。
静卧不过一刻钟，他睁开眼，神思清明，吩咐起驾复入殿，准备接续功课。
鼓声三响，内侍铺案设座。
帝师袁励准已候于案侧，手执戒尺与讲义。
凌霄端坐案前，先取西洋钟旁的小册，亲手校核上一课的札记与批注，然后抬眼与师相对：“前日所论《周礼·天官》与《大清会典》互证一节，还请先生再申其要。”
袁励准躬身应诺，执简而谈，由“冢宰之职掌”讲到“内府诸司职守分际”，又举近年内务府条陈之得失，以古证今，条理分明。
凌霄凝神倾听，不时以朱笔在讲义旁圈点，偶一抬问，便切中肯綮。
殿外日影西移，钟声按时自鸣，恰如课业的节拍，不疾不徐，沉稳推进。
马佳绍英却是背影萧瑟，略显沉重的出了养心殿。
听到皇帝提出要绕过内务府，直接与商人接洽采购的想法后，马佳绍英回到内务府，独坐值房，内心翻江倒海。
他那张总是带着恭顺与忧虑的脸上，此刻更添了几分沉重的疲惫。作为历经风雨的三朝老臣，他看到的不仅是“省钱”二字，更是隐藏在背后的滔天巨浪。
马家绍英本能的第一反应是震惊、惶恐与痛心。
只觉得皇帝提出此法，体统何在？天威何存？“皇上乃九五之尊，岂能与市井商贾讨价还价？” 这是他脑中冒出的第一个，也是最强烈的念头。
在马佳绍英心中，皇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整个朝廷的运作有一套传承数百年的礼仪和规矩。
如今竟要“天家”亲自下场行商贾之事，这不仅是体面扫地，更是对皇权神性的自我消解。
他感到一种锥心之痛，仿佛看到了大清最后一道荣光正在被现实侵蚀。
马佳绍英感叹道若真是如此行事，那便是授人以柄，自毁长城。
袁世凯正愁找不到理由进一步压缩、监控皇室。
如果皇室真的进行“私下交易”和“抽成返利”，这等于将巨大的把柄送到袁世凯手上。
“资金用途核查机构”正虎视眈眈，一旦发现皇室账外有账、私下交易，袁世凯完全可以借此发难，轻则指责皇室腐败，削减经费，重则甚至可以此为借口，进一步剥夺《清室优待条件》中赋予皇室的权力和尊严。这简直是“因小失大”的愚蠢行为。
皇帝要对内务的府职能架空，又何谈忠诚可言的悖论。
他马佳绍英作为内务府总管，职责就是为皇室管理家务。
如今皇室要亲自管理，等于宣布不再信任他和他领导的机构。这让他感到委屈和失落。
更重要的是，他罢黜贪官、任用“清廉”之人，本就是希望重整旗鼓，保住这个服务皇家的最后班底。
如今改革初见成效，皇室却要另起炉灶，这让他的一切努力显得可笑，也让他对麾下那些试图“重振内务府制度”的官员无法交代。
然而，在最初的震惊之后，谨小慎微的性格迫使他必须权衡利弊。他不得不承认，皇室的提议，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有其诱人的“利益”。
马佳绍英在一番利弊权衡后，面对皇帝提出的利益观点的诱惑。
至少能够让内务府短期财务透明，减少“中间商赚差价”。
这是最直接的好处。
直接与商人谈判，确实能砍掉内务府层层盘剥的环节，短期内能为皇室节省大量开支，确保更多的钱能真正用于宫廷用度。
夺回部分经济自主权。
在袁世凯掌控的核查机构眼皮底下，这是一种无声的反抗。皇室希望通过此举，重新掌握一部分消费主导权，感觉上不再完全被人掐着脖子。
这是皇帝对腐败的绝望回应。
数百年的内务府积弊，非一次改革所能根除。皇室对任何形式的“内务府官员”都已产生深度不信任，此举是一种简单粗暴但看似有效的“止损”。
马佳绍英所见的害处，才是真正为皇室所担心的！
皇帝此举政治风险极高（最大弊端）。
这等于在袁世凯设计的监管体系外另搞一套。“私下返利”在任何时代都是说不清的污点，一旦被民国政府抓住，将成为毁灭性的政治炸弹。皇室追求的“小利”，可能换来的是整个优待条件的颠覆。
马佳绍英担心皇帝此举破坏“优待条件”的隐形契约。
《清室优待条件》之所以能存在，在于清室承诺“暂居宫禁”，不再作为政治实体活动。
而皇室直接介入商业活动，尤其是建立一套非正式的、隐秘的财务体系，会让民国政府觉得清室仍在经营“国中之国”，这是对现有脆弱平衡的严重破坏。
这相当于皇权尊严的彻底丧失。
皇帝从此成了“大采购主”，与商人觥筹交错之间，谈论的是回扣和斤两，这会让还忠于大清的遗老遗少们作何感想？
皇室的神秘感和威严是其存在的最后屏障，此举无异于自拆藩篱。
纵使内务府管理混乱，当皇室获取采购定价之权后定然会产生新的腐败温床。
内务府再腐败，也是一套有章程、有记录的体系。
直接采购看似简单，实则更易滋生混乱。
皇帝年幼、皇太后又病痛缠身。就该派哪位太监、哪位亲王去谈？他们的清廉度就一定能保证吗？
这很可能只是将腐败从内务府转移到了皇帝身边的近臣、太监身上，形成更难以监管的“影子内务府”，且因为缺乏程序，纠纷和问题会更多。
虽说，皇帝之意，采购之权由醇亲王与内务府大臣共办！这不过是权宜之计，如何能够持久？
皇室相当于自废武功，瓦解自己的核心支柱。
此举会彻底寒了那些尚且忠于职守的内务府官员的心。
马佳绍英苦心维持的、这个作为“大清”最后象征的行政机构将名存实亡。
当皇室不再需要他们时，他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这个维系着“小朝廷”运转的团队将分崩离析。
经过良久的深思熟虑，马佳绍英终于做出决定。他忠于皇帝，希望保存大清基业，正因如此，他必须阻止这个看似精明实则危险的计划。
马佳绍英此时想寻醇亲王对此事商议一二，由醇亲王规劝皇帝，人却远在天津处理皇室要务！
终于展开纸张提笔，打算写下奏折，明日面见皇太后，向其呈情。
马佳绍英断言皇帝此举，皇太后定然是不知情，只能赌一把，让太后娘娘断绝皇帝此次想法。
“皇太后，奴才深知宫内用度艰难，更痛恨蠹虫贪墨，耗我皇家元气。皇上欲亲掌采买，乃是一片恤下俭德之心，奴才感佩万分！”
“然，奴才冒死进言，此事关乎国体，牵一发而动全身。袁……民国政府所设核查机构，名义上为便利拨款，实则为监控我等之耳目。我等今日若行‘私下商谈’、‘抽成返利’之事，虽得一时之小利，却无异于授人以柄。彼等正可借此大做文章，诬我皇室藏污纳垢，进而削减岁费，甚至动摇《优待条件》之根本。此绝非省钱，实乃招祸之源也！”
“再者，天家尊贵，岂可与商贾之流纠缠于锱铢必较？此非但于天威有损，更令天下忠臣遗老心寒。内务府积弊，奴才必当以雷霆手段，持续整顿，严查账目，务使每一分钱皆用于正道，透明可查，以堵他人之口。若皇上另辟蹊径，则奴才整顿之举前功尽弃，机构涣散，届时内外管理失衡，恐生更大乱局。”
“奴才以为，当下之策，唯有‘恪守规矩，谨言慎行’八字。对于核查机构，我等反而应示之以坦荡，账目清晰，用途分明，让其无隙可乘。同时，于内务府中，奴才将立下更严苛的规矩，引入竞争，公开比价，并请王爷派心腹之人随时稽核。如此，既能节流，又可保大局无虞。望皇上三思，为大清之延续，行万全之策啊！”
在马佳绍英看来，皇室的这个提议是典型的“短视”行为。它用极高的政治风险和皇权尊严的永久损耗，去换取有限的、且不确定的经济利益和控制权。
对于一个将“延续大清基业”视为最高目标的老臣而言，这是一个绝对不能踏入的陷阱。
马佳绍英宁愿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进行一场艰难而缓慢的、与内务府百年积弊和袁世凯外部压力的双重斗争，也不愿看到皇室因一时的“小聪明”而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当马佳绍英将晾干的奏折放入锦匣，养心殿首领太监，小李公公却悄然而至。
总管大人，奴才这厢有礼了！
当谕旨最终下达，马佳绍英心中最后一丝侥幸也消失了。他感到一种无力回天的悲凉，但更多的是沉甸甸的责任。
既然无法阻止，那么他的全部心思就转向了如何 “戴着镣铐跳舞” ，在这个充满风险的新规则下，为皇室谋求最大的安全和实质利益。
马佳绍英在小李公公的透露下，得知皇上此举采购定价权早已和醇亲王私下书信沟通过了。
醇亲王本是强烈反对皇上此种想法，然醇亲王在天津处理皇室产业，随着各项贪污事件的披露，也转变了态度。
马佳绍英沉思后，基于现实情形下心态也发生了转变。
从“谏阻者”变为“执行者与减损者”。
马佳绍英的目标不再是讨论该不该做，而是如何把它做“好”——这个“好”并非指省钱效率，而是指政治上的安全、程序上的可控，以及结果上的可交代。
他深知独自无法对抗皇帝的决定，也无法承担全部责任。因此，他必须将醇亲王载沣和皇太后这两位核心决策者深度绑定到这个流程中，形成“共同决策、共同负责”的局面。
马佳绍英要为自己和内务府搭建一道护城墙。一旦出事，不能只有内务府，尤其是他马佳绍英一个人成为替罪羊。
马佳绍英主动草拟一份《皇室采购特别章程》，明确规定：任何采购，必须由内务府先行调研市场，提供至少三家商户的比价清单及背景资料（他仍能控制信息源）；然后内务府总管大臣与醇亲王共同召见商人，谈判过程必须有第三名书记官详细记录谈话要点；最终形成的“议价结果”，必须形成正式文书，由内务府大臣、醇亲王共同签字，再呈送皇太后“钤印御准”。
将原本皇帝设想的“私下商议”强行纳入一个半正式的、有文档记录的流程。每一笔交易都有据可查，这既是为了应对袁世凯核查机构的质询（证明并非完全黑箱操作），也是为了在内部发生纠纷时有凭证。
马佳绍英打算在与醇亲王共事时，他会表现得极为恭谦，凡事必口称“请王爷定夺”，一切由他人做决断。
但在关键问题上，自己会反复强调：“此事关乎内廷声誉，若无一明确章程，只怕将来袁宫保那边闻起来，你我都难以分辨。不若将过程记录在案，你我也好有个交代。”
让醇亲王从单纯的监督者，变成实际的参与者。
一旦醇亲王也在文件上签了字，他就与内务府成了利益共同体，未来若出事，自然也脱不了干系。这能有效防止醇亲王置身事外，甚至反过来指责内务府。
大量资金化“公”为“私”，如何模糊处理这是最棘手的一环。
马佳绍英绝不会允许现银“返利”直接进入任何人的私囊。
必须向皇上提议：“的采购项目所谓‘抽成返利’，若为现银收取，一则于天家颜面有损，二则账目上无法体现，易生祸端。奴才愚见，不若将此‘优惠’直接折抵在货价之中，在报价单上体现为‘特别折扣’。如此，省下的钱直接体现在内务府正账之上，既光明正大，又实实在在为宫里省了开销。”
只有极力将灰色的“返利”洗白为白色的“折扣”。
如果皇上坚持要拿现银，马佳绍英则会坚持要求商人将这笔钱作为“宫廷用度特别捐”或类似名目，形式上入一下内务府的账（哪怕再以特别经费的名义拨给皇室），绝不留下来路不明的私人现金交易痕迹。
即使定价权被拿走，他也会确保货物的质量验收、仓储管理、分发使用等环节仍牢牢掌握在内务府手中。
马佳绍英会向皇上强调：“议价虽定，然货物优劣，非经验老道之员不能甄别。若奸商以次充好，则虽价廉而物不美，亦有损天家体面。此等事务，还请交由内务府严格把关。”
保留内务府的部分核心职能和价值，避免被完全边缘化。同时，这也是一个制衡手段——如果商人提供的货物质量与谈判时承诺的不符，他马佳绍英就有理由提请重新议价甚至更换商人，从而间接影响采购决策。
此时马佳绍英眼中对此事的“利”已非常有限。
皇室确实感受到了“亲力亲为”的快感，短期内或许因新鲜感而觉得开支减少。
皇室亲自掌定价，内务府在“贪污”问题上承受的指责会暂时减轻。
而马佳绍英心中的“弊”则更加具体和尖锐。
采购定价权由皇室掌控，流程冗长，效率低下，任何一笔采购都需要惊动亲王、总管和皇太后，决策链条比纯由内务府办理时可能更长。
一旦出现问题（如价格仍高、质量不行），内务府、醇亲王、甚至皇太后之间极易产生龃龉。马佳绍英自己则处在“执行不力”或“建议不当”的风口浪尖。
这证明了在皇权面前，制度可以随时被绕过。这动摇了马佳绍英试图建立的、哪怕只是表面上的规范化管理的根基。
他需要花费比过去多数倍的心力，在皇室、袁世凯、商人以及内务府内部之间周旋平衡，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马佳绍英的“无奈同意”，标志着他从一个传统的忠臣，开始向一个在复杂政治夹缝中求存的“技术官僚”转变。
他放弃了在原则上的坚守，转而追求在操作层面的风险控制。
这一切的最终目的，依然是他唯一的目标：在袁世凯时代的惊涛骇浪中，尽力保住“大清皇室”这艘正在不断自我拆解的木船，能漂泊得更久一些。
他知道这不是正道，但他已别无选择，只能在这条歧路上，尽量走得稳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