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七年（1062）二月间，苏轼一行仍风尘仆仆地行进在常、润一带赈饥之路上。
在半道上，他们偶遇一位孤僧，从当地人口中得知，此僧原本成都籍的进士，俗名杜暹，字伯升，后因厌倦科场而出家，法号法通。
苏轼不经意地问柳子玉道，若是这位法通禅师起初不出家，如今会怎样呢？
柳子玉脱口答道，不过和我现在是一样的状态。苏轼听后苦笑不止，遂作一诗云：“若教俯首随缰锁，料得如今似我能。”（《成都进士杜暹伯升出家名法通往来吴中》）
在润州（今江苏镇江），柳子玉和苏轼还邀请刁约老先生一起游览了金山。
时年，苏轼三十九岁，而刁老先生已经八十一岁。
在金山寺，也许是苏轼做东，与柳子玉及宝觉禅师开怀畅饮，当时苏轼大醉。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可能是苏轼与柳子玉的感情到了，才会任由自己一醉方休，又可能因为柳子玉要与苏轼道别了，这是要为柳子玉饯行的酒。
当晚，醉酒后的苏轼就夜宿于金山寺宝觉禅师的禅榻上。夜半时分，苏轼酒醉方醒，“惟有一龛灯，二豪俱不见。”（《金山寺与柳子玉饮大醉卧宝觉禅榻夜分方醒书》），苏轼看到柳子玉与宝觉禅师两人已不在身边，于是披衣起身，将新作的这首诗书写到了宝觉禅师住室的壁上。
这首诗作的真迹，后来据说被南宋饶州鄱阳（今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人洪迈所得，刻石于当涂的郡斋，上面还专门刻上：与柳子玉，宝觉师会金山作。洪迈，字景卢，号容斋，又号野处，为洪皓第三子，就是《容斋随笔》所谓作者。他后来官至翰林院学士、资政大夫、端明殿学士，宰执（副相）、封魏郡开国公、光禄大夫，谥“文敏”。
就是这样的一位牛人，尚且对于苏轼的诗作是如此的关注，可见苏诗对后世的影响之深远。
柳子玉本人谪官寿春（治所在今安徽寿县寿春镇），监灵仙观，自从苏轼倅杭以来，屡次与苏轼一起悠游唱和，只是现在，柳子玉要与苏轼分别，回到舒州（今安徽安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了。
据说，柳子玉先前就曾做梦梦到过要赴司命真君殿，没过几天，就真的接到监舒州灵仙观之任命。
在丹徒，苏轼还拜访了当地的名人监杭州洞霄宫的俞康直（字子彦）。
宋朝设置的祠禄之官，准确说来是宋朝皇帝对于文臣的特殊待遇，这在历朝历代可谓是独树一帜，因为祠禄官是以主管某座道观为名的，而且还是偏偏没什么具体职事，什么都不用管，但还可以领取相应的俸禄。
说白了祠禄官就是一闲职，是朝廷礼遇老臣、外戚、官场失意官员的一种特殊待遇。以这种名目，来给予这些官员俸禄，还不用干事。而且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这个官职真的是什么都不需要干，纯粹就是一个挂职。在宋朝如果官员官场失意，担任祠禄官的闲职，意味着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如果致仕的话，则是很难复出了。
俞康直在朝中与宰相韩缜相友善，本人也有极大的名气，还都监提举着杭州的洞霄宫，所以说，苏轼前往拜访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俞老爷子的居所里，有着四处与众不同的亭堂，分别取名：退圃、逸堂、遁轩、远楼，都是含有浓郁的退隐色彩，俞康直退隐京口之后，终日啸傲其间。
苏轼将这四处亭堂分别作了诗，最后还把俞老爷子直接比作是陶渊明在世，“不独江天解空阔，地偏心远似陶潜。”（《监洞霄宫俞康直郎中所居四咏·其四》）
苏州太守王诲（字规父）本想邀请苏轼前去观灯，但因为江西庐山人氏刘恕的前来造访，苏轼遂将王知州的盛情相邀给推掉了。
刘恕这个人，前面多次提及过，字道原，筠州（即今江西高安）人，是《资治通鉴》的副主编之一，其父刘涣，精研史学，刘恕以史学擅名。
刘恕亦以史学擅名，在京师时，他就是苏轼的同事兼好友，曾经与苏轼形影不离地环绕于司马光老先生周围，是个反对王安石集团的最为彻底的勇士。
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师难留，便请求到南康(今星子)监酒税，顺便还能归养自己的父母。如今，刘恕专门从江西赶过来拜访苏轼，苏轼自然对于这位老朋友是相当的重视，所以才将王知州的邀请推掉了。
刘恕走后，苏轼在此游览了焦山与金山，会晤了焦山的纶长老，还与金山的宝觉、圆通二长老道别。
不觉离开杭州已经几个月了，苏轼不由地怀念起在杭州与陈述古在一起的日子。于是在常、润道中作诗五首寄给了陈述古，陈知州每首分别又唱和了一首。“锦袍公子归何晚，独念沟中菜色民。”，这是陈述古和诗中的两句。
在常、润的道中，苏轼惊喜地收到了弟弟的书信。如今苏辙已得替齐州（今济南）掌书记，这一职务要求会写奏章文檄且要精于草隶，所以对于苏辙来说，做起来轻车熟路，是再合适不过的工作了。
弟弟在做一些文职的工作，而苏轼此时是在下乡的路途中，想起弟弟能有个得心应手的工作，苏轼的内心也是极为欣慰的，于是就将在常、润之间的所见所闻赋了两首词寄给了弟弟。
四月十九，在这明媚的江南春日里，苏轼听到了朝廷里的重大人事安排，韩绛再度被拜相。得知这一消息，作为最早拜在其门下，蒙受韩大人关爱最厚的苏轼，连忙上了贺启。
同日，又有消息传来，王安石的铁杆跟班、泉州晋江人吕惠卿（字吉甫）自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可以进入政事堂议事，等于成为宰相群的一员，相当于副宰相的级别，摇身一变成了王安石变法的第二号人物。
当时，王安石因和吕惠卿友好，就向宋神宗进言推荐吕惠卿，说吕惠卿的贤能，岂止在当今之人中出类拔萃，即使是前世大儒也不是能轻易比得过的。
学习先王的道理而能用于今世的，只有吕惠卿一人而已。吕惠卿因而被任命为检祥文字，凡事不分大小王安石必定和他商议，凡是王安石所上涉及变法的奏章都出自吕惠卿的手笔。吕惠卿因此成为新党核心，当时之人甚至称王安石为孔子，吕惠卿为颜渊。
吕惠卿是依靠王安石的信任一路走到副宰相之位，而后来王安石离任后却又极力打击王安石，甚至拿出和安石的私信来诋毁他，王安石退处金陵后，也深悔错信了吕惠卿。
所以后来无论是章惇、曾布、蔡京中的谁当政，都会因为厌恶害怕其品性而不敢引其入朝，于是他一直在朝外辗转为官至去世。
关于此人，我们后面会详细解读，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在润州时，苏轼还专门拜会了镇江军书记孙立节（字介夫），这是一位在苏轼眼中的刚正之士，敢于当面顶撞王安石，而不去三司条例司的人。
以至于，刚开始推行新法的时候，新近被提拔上来的年轻人，对待各级官吏和士大夫都是傲慢不恭，惟独敬畏孙立节，他们说了，这就是那位敢于顶撞丞相的牛人啊！
苏轼一行在润州的巡察基本已结束，“工作组”南返至离润州六十四里的丹阳，此时的周邠县令因任满赴调就要离开了。
苏轼回想起在杭州时与周邠一起交游和诗的快乐时光，尤其是杭州城牡丹开放的时节，周邠作牡丹诗寄给苏轼，于是苏轼就把那时周邠的牡丹诗次其韵后，作为送周邠赴阕的送行之诗。
五月初一，刚送走了周邠，就听说朝廷中的一件与自己有关的事。原来天章阁待制李师中突然向朝廷上书，建议乞召当今方正有道之士如司马光、苏轼苏辙兄弟等人入朝辅佐圣上，条问急政。
李师中，字诚之，宋州楚丘县（今山东菏泽市曹县）人，后累官提点广西刑狱，摄帅事。此前苏轼护送其父灵柩回蜀的途中，二人曾经有过交往。如今，在神宗皇帝与王安石变法到了最吃劲的时候，老李突然弄了这么一出，着实让人惊掉了下巴。
宋神宗闻知后，当场批示：李师中朋邪罔上，愚弄朕躬，摭其奸诬陷，所宜不赦。
随即，李师中被落职窜逐，贬谪为和州（今安徽和县）团练副使安置。好在过了一段时间，宋神宗可能是有了不一样的想法，又下达了令李师中分司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郓州居住。
朝中这一小插曲刚过，又得知晁端彦自淮东提刑任上移知两浙提点刑狱。
这位晁端彦，字美叔，其祖上原为清丰（今属河南）人，后徙彭城（今徐州）。不仅与苏轼是同年，还和苏轼一样也是师从欧阳修的同门师兄弟，此人还向朝廷举荐过苏轼外擢任使。
晁端彦到任杭州后，其十六岁的儿子晁说之也随父到了杭州，这是苏轼首次见到晁说之。
至于晁补之与晁冲之以及晁说之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作一专门的介绍：
山东巨野的“晁氏家族”本为汉代御史大夫晁错之后，其家族在宋代是仕宦世家，吕夷简、曾巩、陆游、叶梦得等都是晁氏的姻亲。
晁氏祖籍澶州清丰（今属河南省），后迁居山东，故又称为济州钜野（今山东省巨野）人。在今天的菏泽晁八寨晁氏家庙的外门上，仍贴着“九世进士翰林家”和“六朝部院尚书第”的对联，让人不得不缅怀晁氏一族曾有的繁华。晁氏家族历数百年而家声不坠，与其文化传承与文献相续密切相关。
晁补之是太子少傅晁迥五世孙，字无咎，自号归来子。善做文章，才气飘逸，好学且不知疲倦，擅长于书画，他的字体深得当时的人的好评。与秦观、黄庭坚、张来等人称为苏门四学士，为苏轼所称道。
晁冲之字用叔，一字川道，晁补之从弟（同一个爷爷属堂兄弟，而同一个祖爷爷为从兄弟）。
晁说之，字以道，号景迂，晁端彦之子，宋代制墨名家，是一位不容忽视的经学家。他博通五经，尤精于《易》学，同时又是一位富有创作实绩的作家、画家，与苏轼、黄庭坚等苏门文人、江西诗派作家有着广泛的师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