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曾有四次变法：商鞅变法、王莽新政、王安石变法和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
这四大变法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改革，但均因历史或现实的原因而失败，其中以法家思想变法的商鞅较为成功。王安石这个人对于商鞅还是极为推崇的，他甚至写过《商鞅》这首诗：“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这首诗不仅高度评价了商鞅的变法成就，还表达了他对商鞅取信于民和坚决镇压复辟势力的赞赏。
若站到今天的历史角度再来回顾这场千年前的社会改革，王安石变法的宗旨其实就是致力于解决宋朝当时的“三冗”问题。
为此，王安石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手段，目的就是精简人事、精简费用、增加国家的收入，同时还不会增加人民的负担。
那么，北宋王朝发展到了神宗时期，已经到了怎样的地步了呢？
北宋初年，最高统治者由于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态度，导致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和豪强地主。由于地主阶层普遍隐瞒土地，致使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苦难，因而造成各地农民暴动频繁。到了北宋的中后期，竟有十之七八的土地收不到税。地方州县的下层官员不敢举发豪族，对中小层农民却是巧立名目、加剧盘剥，以增加收入。如此一来，就只能在那些无法避税的农民身上一层接一层的剥削了。
加之北宋与西夏和辽国连年发生多次战争，有限的土地还不断遭到外族的蚕食。
照理说，北宋人口这么多，经济又算是发达，应当是税收越来越可观才是，但事实上却恰恰相反。
当时的国家财政主要收入是田亩征收赋税，朝廷派人直接到地方去督导收税，大部分上缴到朝廷，留给地方州县不过十分之一二。可是北宋开国以后，豪族地主渐渐兼并土地，甚至刻意隐瞒土地，并千方百计地逃税，这种现象到了中后期愈演愈烈。
当时的朝廷内部，改革派与守旧派们的斗争也日趋激烈。
加之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以集中皇权，比如，宰相职位一般由多人担任，同时还设定了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官职也不断增加，导致北宋机构臃肿。同时，由于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恩荫制，一个官僚一生当中可以推荐数十个亲属来当官。
北宋的行政系统里组织重叠、冗员充斥的情况，是历代之最。
有许多人名义上是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等机关里的官员，实际上却完全没有职权。又有许多表面上属于打杂的职位，名称看起来极不起眼，却是真正有实权的人。
北宋时期还大兴科举，参加科举应试的人数急剧增加，考取进士人数也相应地增加。
朝廷里又设立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等，大量选拔文学之士进入，称之为学士或大学士，在国家有大事时参与讨论，或是从事讲学、着述。
宋朝的官吏数量因而十分庞大，并且在中后期直线上升，原本开国时宫中的官员人数不过数百人，宋仁宗时已经达到两万四千人。北宋官员的薪资之多又是中国历代王朝之中最优厚的，据考证比清朝起码高出一倍。因而行政费用渐渐成为天文数字，成了朝廷另一项压力山大的负担。
当时的北宋朝廷为了防范武将，甚至实行更戍法——频繁地调动武将，导致“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并设立不同机构管辖军队，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由于军队涣散，指挥效率和战斗力较低，导致北宋在与辽国和西夏的斗争中常常失败。
宋太祖时，军队人数不过37万人，经过七八十年，到宋仁宗时竟增加了三倍多，达到125万人。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从宋太宗起，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北宋在历次镇压农民的过程中，渐渐把吸收农民到军队里当作国家政策。
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只得招收流民入军，军队数量有所增加。灾荒年还得再招募一些流民进入到军队中去，不仅军队战斗力下降，军费还相应地增加。北宋不只是笼络造反的农民，对于皇室贵族、外戚、勋旧及知识分子，也是极力笼络，尽量安插。
这些现象，分别叫做“冗官”、“冗兵”、“冗费”。
冗官，冗兵、冗费等问题导致政府财政支出增加，不仅如此，北宋政府每年还要给西夏和辽国拨付“岁币”，与此同时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因而又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
总之，由于有冗兵、冗官、冗费等“三冗”问题，北宋的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严重，而收入却越来越少，到宋真宗时已经捉襟见肘，到第四代宋仁宗时赤字就更严重了。
宋神宗继任后，如果想要挺直腰杆，想要转变对辽国及西夏的策略，必须要先解决国家迫在眉睫的困境，因而只有寻求变法。结合汉武帝当年曾用桑弘羊实施均输、平准之法，并且也颇有成效。宋神宗也必须找到一个人来帮他增加税收、裁汰冗员，强化国防，于是选中了王安石。
王安石成长于民间，也算是“知屋漏者在宇下”，他深知国家的弊病，于是就想对症下药。
宋朝养兵太多，他就提出全国皆兵，凡是身体好的人都有当兵的义务，平时加强训练，有战事时，这些人就可以征调出来作战。官员效率低下，他就提高吏员的地位和俸禄，吏员有了足够的薪水，就会减少违规，效率也会得到提高。
手头攥着这些个高大上的举措，于是乎就有了王安石的上位。
熙宁元年(1068)时，新即位的小皇帝宋神宗问王安石道：当今社会的治国之道，爱卿你认为什么是重中之重？
王安石答道：“以择术为始。”
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到治理国家的霹雳手段。当然了，这与如今“弃术近道”的观点截然相反，可能王安石同志觉得当时的儒家大道已经无法约束社会的进程了，必须得靠一点权术来刮骨疗毒才能以奏效。
到了熙宁二年，宋神宗又问王安石道：不知爱卿心中的变革之术，以何为先？
王安石胸有成竹地答道：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
熙宁二年（1069）二月，在给神宗小皇帝成功洗脑后，踌躇满志的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由于深得宋神宗的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
在经济方面，王安石出台了相当多的举措。
比如，他提出了免役法，即让不愿服劳役的人缴纳一笔钱，朝廷用这笔钱雇佣专业做劳役工作的人代替他们。这个方法确实很实用，朝廷得到了一笔经费，就是所谓免役钱。而雇人服役，既提高了效率，又能节俭一笔开支。
此外，王安石提出青苗法，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农耕贷款”。老百姓在田里播了种，在农作物还没有收割的时候，百姓通常都比较穷困，往往要向放高利贷者借钱度过这段拮据的日子。
而王安石干脆以官方的名义借钱给老百姓，等农作物丰收以后，再加一点利息还给朝廷，这样既让百姓解了燃眉之急，又使国家得到一笔收入，堪称两全其美。
历史上，王安石做这些改革时抱定了很大决心，他对宋神宗说：“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样坚决的态度，放在历朝历代也是少见的。
然而宋朝朝廷内的派系林立、朋党攻讦却注定了这场伟大改革的失败。在宋仁宗时期，北宋就有庆历党争，两个派系意见相左，互相攻讦，到了宋神宗时情况更甚。例如，当时的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换汤不换药，充其量就是新瓶装老酒，犹五十步与百步，半斤八两的伎俩。
于是，七八月间不以为然的范纯仁老先生也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是“掊克财利”，完全舍弃了“尧舜知人安民之道”。
御史中丞吕诲也上书劾王安石的巧诈之行，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
吕诲，字献可，幽州安次（今河北廊坊西）人。吕端之孙，从小在京师开封长大，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官三代。王安石执政时，吕诲上书直言其不通时事，若被大用，则非所宜。此人为官曾三居谏职，皆以弹奏执政大臣而罢，时人推服其耿直，号称是北宋着名的敢谏之臣。
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道：我们更张法制，我知道士大夫们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
文彦博直言道：朝廷是与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而不是与百姓一起治理天下的。
第二年，司马光也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
其中的《与介甫书》责难王安石说“财利”不应该委托国家的三司来治理，更不应该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和设立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又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而同样是在写作上有着“两把刷子”的王安石，则立马回复了《答司马谏议书》进行了反驳：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那意思是说，你司马君实说我在位日久，没有为老百姓谋求到利益，我王某人知罪。但若是说我因循守旧，在其位不谋其政，则就是你的无知之举了。
被气得差点吐血的司马光老先生，只得心如死灰地向宋神宗辞职，从此就隐居洛阳再也不问世事，而是专心编纂起了他那本《资治通鉴》。
意见分歧的派系彼此之间你争我夺，以至于最终常常是不管策略的好坏，只要是派别不一样，就用各种理由批判对方、反对对方。
当王安石实施新政时，反对者就更多了，虽然宋神宗对王安石很信任，但是群情激愤时，王安石也不得不请辞。在八年的改革期间，宋神宗不得不两次解除王安石的职务，新政最终无果而终。
虽然王安石是很有才能的宰相，宋神宗也是锐意进取的皇帝，但他们却没有配合的班底，也没有高效运转的结构。宋神宗死后，保守的皇太后马上重用司马光等保守派，新政即遭到全面废除，王安石的变法也随即宣告失败。
在新法的推行实践中，王安石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他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另一方面，王安石虽然强调了政府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推动改革变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令人遗憾的是，变法最终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第一次罢相。次年王安石复相后仍得不到更多的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是，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不得不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悉数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郁而终。
但从根本上讲，宋朝当时的社会状况已经到了必须得变法图强的地步，不管有没有王安石，神宗都得变革。只是有了王安石，变得更彻底、更矛盾、更惨烈罢了。
王安石的变法虽然成功地做到了民间收财，变成军费这前两步，以及前期的战争，也就是击败吞并了河湟的吐蕃，但面对与西夏的生死之战时，却在成功的前一瞬间不幸失败，这样链条就断裂了。
资金链条一断，没有后期的资金回笼，那么前期对国内的急征暴敛就真的成了比苏轼等反对者眼中的“劣法”，不仅伤及国本，更让官员体系产生分裂，直接导致北宋末期残酷的党争，间接地演变成了北宋灭亡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