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元年（618年）八月，被宇文化及任命为江都太守的陈棱在一片混乱与哀伤之中，肩负起了一个特殊的使命。那便是寻找并妥善安葬隋炀帝杨广的遗体。
当时的局势动荡不安，宇文化及的叛乱给隋朝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陈棱克服了诸多的困难，终于求得炀帝那冰冷的灵柩。他怀着对炀帝的敬重以及一种历史的使命感，用宇文化及留下的车驾鼓吹，大体备齐了天子丧葬所用的仪仗，在一片肃穆的氛围下，将炀帝重新改葬在江都宫西面的吴公台下。
当时随隋炀帝一起遇难身亡的众多王公大臣的遗体，在当时也都被一一收集起来。按照尊卑顺序，都依次埋葬在炀帝坟茔的两侧。这些墓葬和炀帝的大墓一起，形成了一片特殊的皇陵区域，默默地诉说着那段历史的风云变幻和朝代的兴衰荣辱。
岁月流转，时间来到了2013年。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西湖镇司徒村曹庄组，一群考古学家正在进行艰苦的勘探与挖掘工作。凭借着他们专业的知识、敏锐的洞察力和不懈的努力，竟然发现了隋炀帝墓。这一发现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考古界乃至整个学术界都激起了巨大的涟漪。该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每一件都仿佛是一扇通往隋朝历史深处的窗户。其中，十三环蹀躞金玉带工艺精美绝伦，金与玉相互映衬，散发着迷人的光泽，展现出隋朝皇家的奢华与精湛的手工艺水平；鎏金铜铺首威严庄重，其上的鎏金在岁月的侵蚀下依然保留着昔日的辉煌，它见证了当年建筑上的精巧设计；铜壶、铜碗这些日常用品，虽然看似普通，却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生活风貌和制造工艺；出土的陶罐则带着一种质朴的气息，它们是隋朝人生活的实物见证。
根据墓志的清晰记载，隋炀帝最初的葬仪是葬于西陵，那是在动荡局势下一种仓促的处理方式。后来，可能是出于各种复杂的因素考量，又将其迁至扬州雷塘。最终，在贞观元年（627年），这座承载着隋炀帝一生荣耀与争议的大墓被定葬于曹庄，也就是如今被考古发掘出土的这个地方。
到了八月下旬，当薛仁杲战败并被唐朝俘获的消息传播开来，原来被薛举势力占领的郡县开始纷纷向唐朝递交投降书，主动归降。
武德元年（618年）八月二十五日，临洮郡、枹罕郡、河州、洮州四地也派使者前往长安递交了投降书，标志着薛举势力在秦、陇的控制体系开始崩塌。
唐初临洮郡改设为临州，治所在狄道县，即现今的临洮县，隶属于甘肃省定西市，位于甘肃省中部、定西市西部。临洮县因境内有洮河而得名，是黄河上游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素有“彩陶之乡”的美誉。
临洮县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这里出土了大量的马家窑文化彩陶，这些彩陶以其流畅的线条和绚丽的色彩闻名于世，反映了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和艺术成就。此外，临洮还有丰富的传说和历史故事，如老子飞升处的传说等。老子飞升处的标志是当地的超然台，位于临洮县岳麓山，相传为老子讲道并飞升的地方。包括说经台、飞升崖、文锋塔等，这些遗迹至今仍吸引着众多游客和学者。在临洮，老子被尊为太上老君，每年吸引大量海内外李氏后裔前来寻根问祖，体现了老子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老子飞升的传说不仅增添了老子的神秘色彩，也促进了道教文化的发展。
除此之外，当地着名的史前文化遗址—马家窑文化遗址，展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彩陶艺术。作为长城西部起点的秦长城，见证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重要历史。历史悠久的佛教寺庙临洮佛归寺、卧龙寺等，同样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临洮县不仅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县，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活跃地区，以其独特的文化资源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吸引着众多游客和投资。
枹罕郡位于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简称临夏州，位于中国甘肃省中部西南面，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这里是中国两个回族自治州之一，拥有丰富的文化和自然资源，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临夏地区在春秋时期为羌、戎之地，战国末属古雍州之城。秦时为罕羌侯邑，后置枹罕县。唐武德元年（618年）地归唐，改置河州。
1956年11月19日，临夏回族自治州正式成立。主要民族包括回族、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这里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如永靖县炳灵寺石窟，是中国石窟艺术的“百科全书”，展示了从早期到晚期的大量壁画和石雕。
此外，当地的和政县被誉为“古动物的伊甸园”。和政古动物化石博物馆收藏了8000多件珍贵化石，包括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和政羊化石、世界上最大的三趾马动物群化石、世界上最丰富的铲齿象化石等。和政地区的化石点分布之集中，化石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世所罕见。这些化石分属晚新生代四个动物群，全面展示了新生代哺乳动物群在和政地区繁衍、生息和灭绝的悲壮历程。
和政羊是在甘肃和政地区新发现的一种牛科动物，是麝牛类早期的祖先类型，表明麝牛这类动物的起源应该是亚洲。三趾马动物群是以该动物群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动物——三趾马命名的，主要生存于距今约一千二百万年至五百万年的晚中新世。埃氏马是在和政地区的早更新世黄土地层中发现的一种新的真马化石，是世界上最大的真马。
披毛犀是已灭绝的最着名的冰期动物之一，和政地区发现了距今二百五十万年的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披毛犀化石。
这里还有一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民歌形式“花儿”，被誉为“中国的乡村音乐”；八坊十三巷则是临夏多民族文化的街区；着名的自然景观黄河三峡，也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
隋唐时期的河州，即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县，位于临夏回族自治州东北部，东临洮河与定西市毗邻，西接大夏河与临夏市和临夏县为界，北隔黄河与永靖县相望。东乡族自治县成立于1950年，原名东乡自治区，1955年正式定名为东乡族自治县。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东乡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信仰伊斯兰教。这里有着丰富的马家窑、齐家等文化遗存，体现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每年举办的民俗旅游节和美食节等活动，展示了东乡的风土人情和传统文化，是一个体验民俗活动的好地方。
隋唐时期的洮州，即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临潭县位于甘肃省南部，甘南藏族自治州东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是农区与牧区、藏区与汉区的结合部。这里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多样的民族文化，是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地方。
临潭县早在西汉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唐置临潭县，清设洮州厅，民国二年（1913年）复置临潭县至今。这里也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主要有汉族、回族、藏族等，拥有丰富的民俗文化和传统手工艺，如洮州刺绣、铜锅铸造等。另有洮州卫城、牛头城等历史遗迹，展示了临潭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临潭县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是一个充满民族魅力的地方。
当时的公元618年八月，自王世充兵变后，东都洛阳宛如一座处于风暴中心的孤岛，各方势力随着局势的急剧变化而发生着深刻且复杂的改变。
早在同年四月宇文化及离江都欲北回关中之时，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扩充势力范围，便开始大肆封官许愿。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他将目光投向了杜伏威，任命其为历阳太守。历阳乃战略要地，此任命本意是想拉拢杜伏威，使其成为自己阵营中的一员。
前文我们提到过杜伏威起兵淮南（今江苏扬州一带），自号吴王，是隋末南方的重要起义领袖之一。
历阳在隋朝时期被称为历阳郡，治所在现今的安徽省和县。隋朝时期，历阳因位于历水之阳而得名。隋大业三年（607年），历阳郡复置，下辖历阳、乌江二县。历阳在军事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隋朝将领贺若弼在攻打陈国时，多次在历阳集中军队，利用历阳的地理位置迷惑敌人，最终成功攻占陈国的南徐州。此外，隋末杜伏威也曾以历阳为根据地，进行反隋斗争。
然而，杜伏威并非是那种轻易屈从于权势之人。他深知宇文化及的为人，也看清了这场叛乱背后的混乱与邪恶。于是，他果断地拒绝了宇文化及的“美意”。之后，杜伏威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向东都洛阳的皇泰主杨侗上表称臣。
皇泰主在接到杜伏威的上表后，对杜伏威的忠义之举深感欣慰与赞赏。为了表彰杜伏威，皇泰主任命他为东道大总管，这是一个极具分量的职位，赋予了杜伏威较大的军事指挥权。同时，皇泰主还封杜伏威为楚王，这一举动不仅巩固了杜伏威在江淮地区的地位，也显示了隋朝末年的政治混乱和权力真空。
由此可见，杜伏威以其独特的政治智慧和坚定的道德立场，在隋末唐初的纷繁局势里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杜伏威的反隋之举，源于对隋朝统治腐朽不堪的深刻认识，他决心为天下苍生谋得一条生路。然而，即便在反抗隋朝的道路上，他也有着明确的道德准则。宇文化及弑杀隋炀帝，篡夺皇位自立为帝的行径，在杜伏威看来，是大逆不道、违背伦常的，这样的“乱臣贼子”所建立的政权毫无正统性可言。
尽管宇文化及出于拉拢的目的任命杜伏威为历阳太守，但这被杜伏威视作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诱惑，他坚决地拒绝了这一任命。在杜伏威的心中，有着清晰的界限和坚定的信念。他明白，与宇文化及这样的人为伍，不仅是背离自己的初心，更是对自己道德底线的践踏。他坚信“我不入你的局，你说什么都没用”，这种乱世中对于诱惑的清醒认知，让他没有被一时的利益而迷惑。
为了寻求正统性，杜伏威做出了一个极为重要且精明的决定。他上表东都洛阳的杨侗，表达了自己愿意称臣的诚意，目的是获取正统的政治背景，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当时的东都洛阳，杨侗政权正在谋求稳固和扩张。对于东都而言，将政治影响扩大到江淮地区是至关重要的战略目标。杜伏威所领导的势力在这一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若能将其纳入麾下，对杨侗政权的稳固和扩张无疑具有极大的助力。
杨侗敏锐地察觉到了杜伏威归附的潜在价值，迅速做出了回应。他欣然同意了杜伏威的归附，并授予其东道大总管的职位，封其为楚王，给予了杜伏威极高的政治地位和尊荣。
从战略的层面考量，杜伏威选择投靠东都政权的决定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政权的选择对于势力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东都洛阳的杨侗政权相对于宇文化及的叛乱政权而言，更具正统性。这意味着能够为其提供更大的政治资本，使其在众多势力中更具合法性和合理性。同时，东都政权也更有可能为其提供雄厚的军事支持，助力他在江淮地区的扩张和发展。
杜伏威在这一系列的政治抉择中，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眼光和灵活的策略，为其势力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与此同时，沈法兴也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在宇文化及杀隋炀帝后欲北归关中时，沈法兴以讨伐宇文化及为名起兵，从东阳出发，迅速攻下余杭、毗陵等郡县，拥有精兵六万，自称江南道总管，割据江东，断了宇文化及的后路。
到了八月，沈法兴认为自己世居南方，家族世代都是郡中有声望的大姓，便以替隋炀帝报仇为名，向越王杨侗上表称臣，自称大司马、录尚书事、天门公，承制设置百官。
“大司马”乃三公之一，掌管军事，是朝廷中至关重要的职位；“录尚书事”意味着可以总揽朝政，参与决策国家大事；“天门公”则是给予他的封号，彰显其尊贵的地位。
沈法兴此举，实则是想要效仿古代权臣，承皇帝旨意设置百官，以此来掌控实际的权力。
在沈法兴的安排下，一系列官员被任命。陈杲仁被任命为司徒，司徒在古代官职体系中地位极高，主要负责协助皇帝治理国家，掌管土地、人民等重要事务；孙士汉被任命为司空，司空负责工程建设、水利等诸多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蒋元超被任命为左仆射，左仆射在朝廷中负责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是中央政府的重要官员之一；殷芊被任命为左丞，左丞主要负责监察百官，纠察不法行为；徐令言被任命为右丞，与左丞共同履行监察职责；刘子翼被任命为选部侍郎，选部侍郎负责官员的选拔任用，掌握着朝廷官员的进退升迁；李百药被任命为府掾，府掾则是协助长官处理府中事务的重要官员。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李百药乃是李德林之子。李德林在隋朝初期便是知名的文人，曾参与诸多重要文献的编撰，其家族在当时也颇具声望。
在这一系列人事任免的背后，是各方势力对于权力的争夺和对局势的博弈。东都洛阳，这座曾经繁华的都城，在这股汹涌的历史洪流中，见证着各方势力的起伏与兴衰，而未来的走向，依旧充满了未知。
进入九月，当时的局势愈发动荡不安，各地纷纷出现变数。在这一时期，隋朝邢州通守陈君宾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投降唐朝。
隋朝邢州是现今河北省邢台市。邢台市地处河北省南部，太行山脉南段东麓，华北平原西部边缘。东以卫运河为界与山东省相望，西依太行山和山西省毗邻，南与邯郸市相连，北及东北分别与石家庄市、衡水市接壤。上古时期，轩辕黄帝曾躬耕于邢台干言岗，《诗经·国风》记曰：“出宿于干,饮饯于言”。商代祖乙九年迁都于邢，历五王为商都138年之久，被国家定名为商代邢墟遗址。周代周成王四年（前1060年）封周公旦第四子姬苴于邢国，是周朝53个姬姓封国之一。秦汉时期邢台属巨鹿郡，曾为赵国和常山国之都。宋元明清，邢台为顺德府，元代，邢台是忽必烈的“试验田”，他在此进行治国实验，取得成功。
邢台市拥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包括邢台古城、天河山、崆山白云洞等。邢台古城是黄河以北地区建城最早的第一古城，拥有3500年建城史。
陈君宾作为隋朝的地方官员，深知隋朝大势已去，为了顺应时势，保全一方百姓，他果断地选择了归降唐朝。
唐高祖李渊对于陈君宾的投降予以了积极的回应，鉴于他在地方治理方面有一定的才能和经验，便任命他为邢州刺史。邢州作为当时的重要地区，李渊任命陈君宾为刺史，既是对他的一种信任，也是希望他能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发挥作用，为唐朝稳定地方局势贡献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陈君宾出身于南朝陈朝的皇族，是鄱阳王陈伯山的儿子。鄱阳王陈伯山（字静之），是南朝陈文帝陈蒨的第三子。他以其宽厚的性格和优美的风度仪表着称，深受陈后主的敬重，并在陈朝末年的政治和礼仪事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与此同时，在河东地区，唐军与隋将尧君素的战事却陷入了胶着状态。
前文中我们讲过，在屈突通投降李渊时，其部将尧君素宁死不降，继续坚守河东郡至今。
虞州刺史韦义节当时奉李渊的命令，留在当地继续攻打尧君素所驻守的城池。尧君素坚守城池，顽强抵抗，韦义节的军队久攻不下。这场战役持续了很长时间，期间韦义节的军队多次失利，损失惨重。士兵们的士气逐渐低落，战争的局势对唐朝一方极为不利。
九月十日，面对如此不利的战局，唐朝朝廷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做出调整。最终任命工部尚书独孤怀恩取代韦义节，负责继续攻打尧君素。
作为当时的战局和环境，局势纷繁复杂，各方势力面临着不同的抉择，而这些抉择背后折射出的是他们复杂的心理。
独孤怀恩在唐朝军队中颇具威望和军事才能，唐高祖李渊期望他能够凭借自己的经验和智慧，扭转当前的不利局面，成功攻克尧君素所守之地，进一步扩大唐朝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
杜伏威、沈法兴选择投降隋朝残余势力杨侗，这一决定有着多方面的考量。当时，隋朝虽已濒临崩溃，但杨侗在洛阳仍有一定的势力和号召力。杜伏威、沈法兴等人或许是想在这乱世之中寻找一个相对稳定的靠山。他们在各地的征战中也遭受了不少挫折，自身的实力虽不容小觑，但仍面临诸多强劲对手。而杨侗背后的隋朝旧有体系，包括一定的军事力量、正统的名分以及部分地方的支持，对他们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从心理上来说，他们在多年的征战和割据之后，渴望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归属，以保全自己辛苦积攒的势力。同时，他们可能也对新兴的唐朝势力的发展存有一定的疑虑，担心过早与之发生冲突，毕竟唐朝此时虽然崛起迅速，但在天下局势尚未完全明朗之时，投降杨侗看起来是一个较为明智的权宜之计。
而陈君宾选择投靠已经基本把控局势的唐朝，则展现出了不同的战略眼光。唐朝在当时展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李渊父子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麾下聚集了一大批能征善战、足智多谋的人才。唐朝军队所到之处，管理有序，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和安抚百姓的手段都比较得当。陈君宾意识到唐朝必然会在这场乱世的纷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他的心理是积极顺应历史潮流，认为投身于强大的唐朝阵营能够获得更长远的发展机遇。他在权衡利弊之后，果断地站在了唐朝一边，希望能够在唐朝未来的统治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为地方的发展赢得更多的机会。
隋将尧君素则选择了孤军奋战，誓死坚守河东郡。尧君素对隋朝怀着极高的忠诚度，他深受隋朝的官职与荣誉，深知自己身为隋将的责任。在他心中，隋朝代表的是正统，是他一生所追随的政权。河东郡是他坚守的阵地，他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对隋朝的忠诚，也不愿背叛自己心中那份对隋朝的信仰。他在面对各方势力的冲击时，怀着坚定的信念，独自抵挡。他的这种选择，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封建道统的忠诚和个人的荣誉感。他不愿轻易屈服于叛军的压迫，即使明知大势已去，也选择用自己的生命来扞卫那一份已经即将消逝的隋王朝的尊严。
各方势力在这乱世中的不同选择，犹如拼图的碎片，共同拼凑出了隋末唐初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些选择不仅是军事和政治上的考量，更是他们内心深处情感、信念和长远考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那么，此刻独孤怀恩面对誓死抵抗的隋将尧君素，能否顺利完成唐高祖给予的期望，能否成功攻取河东之地，我们下章将接着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