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郢，生卒年不详，活跃于唐文宗大和初年（827年前后）的唐代官员，以京兆府蓝田县丞之职留名史册。其仕途轨迹虽未见于正史专传，然结合晚唐政治生态与职官制度，可勾勒出这位中层官员的生平轮廓，窥见士人入仕历练的典型路径。
大和初年，唐文宗初登帝位，虽有励精图治之心，却深陷宦官专权与牛李党争的双重困局，朝政动荡，官员调动频繁。徐郢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步入仕途，获授京兆府蓝田县丞，官秩正八品下。蓝田作为京兆府畿县，紧邻长安，既是京畿屏障，亦是政令传达的关键节点，其县丞之职虽为副贰，却因地处核心区域而被视为“清要之选”，专为士人提供入仕后的实务历练 。此职非由县令自主辟署，而是由朝廷直接任命，足见徐郢经科举或荐举途径获得的官方认可，是其仕途起步的重要标志。
任职蓝田县丞期间，徐郢恪尽职守，履行佐贰之责。据唐代县丞职权规制，其核心职责涵盖文书典守、仓库管理、粮马调度与刑狱辅助，作为县令的首席幕僚，需统筹县内行政实务，上承京兆府政令，下理地方庶务 。大和年间，文宗虽推行裁汰冗官、整饬吏治之策，但京畿地区因权贵云集、事务繁杂，治理难度尤大。徐郢在任时，需协调处理赋税征缴、驿传调度等要务，同时应对京畿地区特有的权贵干预地方政务等问题。他凭借严谨细致的处事风格，在文书审核、仓储核算等事务中建立规范流程，有效保障了县政运转，其治理成效获“时议为惬”的评价，成为同期畿县县丞中的典范。
徐郢的仕途选择与作为，深刻反映了晚唐士人在复杂政治环境中的生存智慧。大和初年正是牛李党争白热化阶段，朝臣朋党倾轧，众多官员因卷入党争而沉浮不定，而京兆府属官作为连接中央与地方的枢纽，更易受政治风波波及。徐郢并未涉足党争漩涡，而是专注于地方实务，以政绩积累资历，这种务实态度既是县丞这一历练职位的要求，也是士人规避政治风险的理性选择。他在任期间，恰逢文宗遣散宫女、裁汰冗官的改革举措推行，京兆府作为改革重点区域，事务剧增，徐郢全力配合上级完成人员裁撤、物资调配等工作，展现了卓越的行政协调能力。
关于徐郢的后续仕途与晚年事迹，史料记载阙如，但结合唐代官制迁转规律，蓝田县丞作为清要历练之职，多为士人晋升的阶梯。推测其在任满后，或因政绩卓着迁任京官或地方上佐，亦可能因政局变动而转任他职。其任职期间的作为，不仅体现了唐代县丞“辅令治县、上通下达”的职官特性，更折射出晚唐中层官员在宦官专权、党争激烈的时代背景下，坚守职责、务实理政的职业操守。
徐郢的生平虽无惊天动地的功绩，却以其在基层职位上的勤勉作为，成为唐代士人入仕历练的典型缩影。他在蓝田县丞任上的履职经历，既彰显了正八品下官阶虽低却责任重大的职官特点，也反映了晚唐京畿地区地方治理的实际状况，为研究唐代中层官僚群体的仕途轨迹与行政实践提供了重要参照，其务实理政、避祸全身的处事之道，亦为后世士人提供了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