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昺，南朝梁元帝承圣年间的宜丰侯记室，因掌文书之职见于《梁书·元帝纪》。虽然史书中关于他的记载较为简略，但作为梁末中枢文职系统的一员，他的任职背景与梁元帝时期的政治文化环境紧密相连，为我们了解那个战乱频仍却文化繁荣的时代提供了重要线索。记室一职源于汉代，在南朝属于王府或军府的重要幕僚，主要负责文书起草、记录言行、整理档案及部分参谋工作，相当于现代的秘书兼档案管理员。徐昺能担任宜丰侯记室，说明他具备扎实的文字功底、广博的学识以及一定的政治敏感度。
承圣年间（552-555年）是梁元帝萧绎在位的时期，这一阶段梁朝刚刚经历侯景之乱的重创，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但元帝本人雅好文学，在江陵重建了相对繁荣的文化氛围。徐昺在这一时期掌文书，意味着他直接参与了宜丰侯府的日常行政运作，包括起草公函、整理奏章、记录重要会议内容，以及协助处理对外联络事务。作为记室，他不仅是宜丰侯的得力助手，也是府中与外界沟通的重要纽带。
关于徐昺的出身和早年经历，史书中没有详细记载。结合南朝的选官制度和记室一职的任用特点推测，他可能出身于寒门或中小士族家庭，通过荐举或科举进入仕途，凭借文学才华和行政能力逐步晋升至记室职位。梁代重视文学修养，许多王府记室都是当时着名的文士，徐昺能在承圣年间担任这一职务，说明他在当时的文化圈中具有一定的声望。
承圣年间的梁朝面临着复杂的内外局势。外部，西魏、北齐等北方政权对江南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发动进攻；内部，地方豪强势力割据，民心未稳。在这种背景下，徐昺的文书工作不仅限于日常行政事务，还可能涉及军事机密的记录与传递。作为记室，他需要严格保守秘密，确保重要信息的安全传递，这对他的忠诚度和专业素养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徐昺的具体职责包括：起草和润色各类公文，确保文字准确、典雅，符合梁朝的典章制度；记录宜丰侯的言行及府中重要事件，整理成档案，以备日后查阅；接收和初步处理来自中央及地方的文书，提出处理意见供宜丰侯参考；参与策划某些政务或军事行动的文书准备工作，确保各项事宜有案可稽。此外，他还可能参与一些文化活动，如整理典籍、编撰诗文集等，这与梁元帝时期重视文化建设的大环境是相符的。
史书记载，梁元帝在江陵时期曾组织大规模的典籍整理工作，编纂了《金楼子》等重要着作，并聚集了一批着名文士。徐昺作为宜丰侯记室，很可能有机会参与这些文化活动，与当时的文学名流交往，从而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和文化影响力。尽管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他的具体贡献，但从承圣年间的文化繁荣景象来看，徐昺等记室官员无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梁朝的复兴是短暂的。承圣三年（554年），西魏大军南下，攻破江陵，梁元帝被俘遇害，梁朝名存实亡。在这一历史巨变中，徐昺的命运也随之改变。作为宜丰侯府的记室，他可能亲历了江陵陷落的混乱局面。关于他的结局，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结合当时的情况推测，他可能有三种归宿：其一，随宜丰侯一同被俘，后被西魏安置或录用；其二，在战乱中逃离江陵，投奔其他梁朝残余势力；其三，在江陵破城时遇难或失踪。无论结局如何，徐昺的仕途与梁朝的命运紧密相连，他的经历折射出南朝末年文职官员在动荡时代中的处境。
徐昺的事迹虽然简略，但作为梁元帝时期的重要文职官员，他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那个时代政治文化运作的一个窗口。他的任职反映了南朝记室制度在加强王府行政效率和文化建设方面的作用，也揭示了这一制度在王朝衰落时的脆弱性。徐昺个人或许不乏才华，但在西魏的强大攻势和梁朝的内部腐朽面前，他的努力终究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通过徐昺这样的人物，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南朝末年的政治文化状况，以及那个动荡时代中个体的命运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