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佗，南朝陈后主至德年间的中书舍人，以参掌机要而见于《陈书·后主纪》。虽然史书关于他的记载寥寥数笔，但作为陈朝末年中枢决策的重要参与者，他的任职背景与陈后主时期的政治生态紧密相连，为我们了解那个风雨飘摇的王朝提供了重要线索。中书舍人在南朝属于皇帝近臣，职掌诏诰、出纳帝命，兼参与机密政务，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班子核心成员。徐佗能担任此职，说明他深得后主信任，且具备较强的文字功底、政治敏感度与行政能力。
至德元年（583年）后，陈后主沉溺于文学宴乐，怠于政事，常以“狎客”文士陪侍游宴，朝政逐渐由中书舍人等近臣实际操持。徐佗在这一时期参掌机要，意味着他直接参与诏令的起草与传达、奏章的批覆，以及部分政策的拟定与执行。当时的陈朝内外交困，外有隋朝虎视眈眈，内则朝政腐败、财政拮据，徐佗所承担的工作不仅关乎日常行政运转，更直接影响王朝的安危。史书记载，至德年间后主曾多次改易制度、滥施恩赏，徐佗作为中书舍人，很可能参与了这些政策的拟定与实施，尽管其中许多措施加剧了陈朝的政治与经济危机。
徐佗的具体职责包括：负责皇帝诏令的起草与润色，确保其符合典章制度并便于执行；接收并初步处理百官奏章，提出批覆意见供皇帝参考；参与机密讨论，协助皇帝决策军政要务；与门下省、尚书省协调，确保政令畅通。在陈后主怠政的背景下，这些职责实际上赋予了徐佗较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不仅是皇帝与外朝之间的重要纽带，也是政策从酝酿到实施的关键环节。然而，这种影响力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决策失误，他将首当其冲承担责任。
关于徐佗的出身与早年经历，史书并无详细记载。结合南朝选官制度推测，他可能出身于寒门文士，通过科举或荐举进入仕途，凭借文字才华与行政能力逐步晋升至中书舍人。陈朝后期，寒门士子通过担任中书舍人等近臣职位参与机要，已成为一种常见现象，这既反映了当时士族门阀的衰落，也体现了君主集权的加强。徐佗的任职，正是这一历史趋势的具体体现。
徐佗在任期间，陈朝面临的外部威胁日益严峻。隋文帝杨坚在完成北方统一后，积极准备伐陈，而陈后主却沉迷于《玉树后庭花》等靡靡之音，忽视军备与边防。徐佗作为参掌机要的近臣，不可能对隋朝的威胁一无所知，但受制于后主的意志与朝廷的腐败，他难以推动实质性的改革。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徐佗在这一时期的具体作为，但从至德年间陈朝的政治状况来看，他很可能在维持朝廷日常运转、处理繁杂政务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只是这种作用最终无法扭转陈朝走向灭亡的命运。
祯明三年（589年），隋朝大军南下，迅速突破陈朝防线，直抵建康。后主仓皇出逃，最终被俘，陈朝灭亡。作为中书舍人的徐佗，在这一历史巨变中的表现和下落，史书并未详细记载。结合隋初对待陈朝旧臣的政策推测，他可能有三种归宿：其一，随陈后主一同被俘，后被隋朝赦免或录用；其二，在战乱中逃离建康，隐居民间；其三，在隋军破城时遇难。无论结局如何，徐佗的仕途与陈朝的命运紧密相连，他的经历折射出南朝末年寒门文士在中枢政治中的机遇与困境。
徐佗的事迹虽然简略，但作为陈后主时期参掌机要的近臣，他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陈朝末年政治运作的一个窗口。他的任职反映了南朝中书舍人制度在加强君主集权方面的作用，也揭示了这一制度在君主昏庸、朝政腐败时的局限性。徐佗个人或许不乏才能，但在陈后主的奢靡统治与隋朝的强大攻势下，他的努力终究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通过徐佗这样的人物，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南朝末年的政治生态，以及那个动荡时代中个体的命运与选择。